今年以來，關于共同富裕、反壟斷等問題成為持續關注和熱議的輿論焦點。諸多熱點爭議的背后，實則是社會各界面對國內外形勢劇變下迷茫的反映。

    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關注短期經濟穩增長的同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所需要的一系列長期體制機制改革依然是時不我待，需要克服諸多“成長的煩惱”。

    作為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長期關注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他在人口變化和城鎮化領域的研究已廣為人知，近年來又對實現共同富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等領域作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證券時報記者近日專訪蔡昉，傾聽他圍繞反壟斷、再分配政策、區域發展等熱點問題，詳解未來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年過花甲的蔡昉喜歡音樂和文學。在專訪中，他引用了美國搖滾歌手鮑勃·迪倫歌詞中的一句：“需要走過多少路，一個人終能長大成熟？”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樣如此，總要翻山越嶺、爬溝過坎，才會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國經濟發展基本面并沒有變壞，只是在更高的發展水平上，必然遇到更大的挑戰。面對經濟增長下行趨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動力和緊迫感都在進一步增強。”蔡昉稱，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固然要密切注意國內外宏觀經濟動向，充實和調整政策工具箱，必要時出手進行短期的逆周期調節，但是穩定增長速度更是一種主動的作為，立足于通過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供給側培育新的增長動能，提高潛在增長率，同時擴大以內需為主的需求側能力，實現潛在增長率。

    “門檻效應”下不進則退

    證券時報記者：《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到二〇三五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前我國已經臨近跨越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人均GDP門檻，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已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10262美元，已經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高13.5%；2020年人均GDP繼續保持在10000美元以上，迅速靠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水平。按照當前水平，即便保守預測，在“十四五”時期，中國人均GDP也一定會跨過12535美元這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門檻，所以，討論我國是否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對中國的意義越來越小了。

    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從跨國研究的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的現象并不僅限于中等收入國家，還包括很多臨近甚至跨過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國家。

    我曾經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進行過一項分析，2011年，按照2010年不變價計算，全世界有21個國家人均GDP在10000～20000美元之間，我們可以把它們所處的這個發展區間看作“門檻區間”，把人均收入剛剛超過10000美元的國家稱為“準高收入國家”。到2018年，其中有8個國家經歷了人均GDP的負增長。也就是說，2011～2018年，處于這個“門檻區間”的國家，有高達38%的概率出現人均收入倒退的現象，更談不上改變“準高收入國家”的身份。

    通過對人均收入水平處于中等偏上，以及接近甚至略微超過高收入門檻國家的觀察，可以發現，這些國家是一個經常變動的群體，并呈現兩個標志性的特點：第一，經濟增長減速，這些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都在原基礎上顯著下降。第二，國家之間增長率分化，一些國家的人均GDP增長表現得比較好，而一些國家的下降幅度非常大，整個組別的增長表現出顯著的發散性。一般來說，這兩個特征在經濟學上被稱為不確定性的增加。

    因此，我認為，把“中等收入陷阱”轉化為“門檻效應”這個命題，對于中國經濟具有更直接的借鑒意義。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遭受“門檻效應”困擾的國家，都應該因地制宜、因時而異，找準解決突出問題的關鍵政策，才能良好應對，跨越關口。

    證券時報記者：中國即將跨越高收入門檻，面對您上述所說的“門檻區間”風險，您認為經濟發展應如何應對？

    蔡昉：中國即將跨越高收入門檻，也恰恰處在不確定性增加的階段，存在諸多風險及隨之產生的問題。這個時期面臨的發展中的問題和“成長的煩惱”具有若干新的特點。

    例如，在更高的發展階段，要素投入型的發展方式必須讓位于生產率驅動型的發展方式。世界經濟史表明，高速經濟增長可以通過要素驅動型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卻只能依靠生產率驅動型的發展方式。在高速增長階段，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源泉是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提高生產率越來越需要依靠市場主體之間的充分競爭，讓生產率表現更優的企業勝出，缺乏競爭力的企業退出。

    隨著可供轉移的勞動力逐漸減少，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縮小，高速增長時期的全要素生產率源泉也趨于式微，必須更多地依靠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提高生產率。這個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終極源泉，其本質是創造性破壞。

    針對美國的經驗研究顯示，在發達國家，企業之間生產率競爭導致進入與退出、生存與死亡，這種機制的作用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做出了1/3～1/2的貢獻。美國如今企業的進入率顯著降低，因此生產率的提高陷入徘徊。

    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經濟增長陷入“失去的十年”，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其背后則是創造性破壞這一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本條件沒有形成。日本當時雖然技術仍在進步，機器替代工人的資本深化過程也在進行，但是很多低生產率企業和無效產能難以退出經營，一度還出現僵尸企業蔓延的現象。

    創造性破壞不是“破壞”一切

    證券時報記者：既然您認為創造性破壞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終極源泉，那應如何健全創造性破壞的機制？

    蔡昉：創造性破壞意味著必須處置僵尸企業、需要淘汰傳統產能，甚至應該更新傳統產業的就業崗位。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和社會保護政策都要著力創造條件，讓新企業容易進入，并按照生產率原則優勝劣汰，給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施加必需的市場壓力，并為其營造易于退出的機制。

    一方面，要健全破產制度，實現無效率的市場主體有序退出，是新時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另一方面，創造性破壞并不意味著“破壞”一切，勞動者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須始終受到保護，社會政策托底是形成創造性破壞環境的前提，政府應設計更多以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政策，以加強對脆弱群體的托底保障。

    此外，創新創業的成果分享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為了回應新發展階段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大型科技創新企業應運而生，成為擁抱新技術革命的領頭羊，幫助中國不斷走進世界科技前沿。然而，在新的科技革命條件下，報酬遞增導致壟斷的規律并沒有發生變化，相反，具有更突出的報酬遞增性質的新技術革命必然產生前所未有的壟斷傾向，造成不利于發展成果分享的傾向，這需要政府在再分配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在保持充分競爭性的同時，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技術進步和企業擴大對競爭的阻礙，以及對普通勞動者的不利影響，特別是通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確保民生不因就業和收入的沖擊受到影響。

    證券時報記者：如您所說，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技術進步和企業擴大對競爭的阻礙。今年以來，中國不斷加大反壟斷監管力度，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對不少互聯網企業開出巨額罰單，但亦有觀點擔憂這有違市場經濟發展，您如何看待市場經濟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

    蔡昉：一般來說，市場機制雖然是計劃經濟的對立物和替代品，卻也是孕育壟斷的母體和溫床。人們對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或計劃思維的回歸有足夠的警惕，卻忽視了產生壟斷的潛在危險，更不用說，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思維常常有意淡化壟斷的存在及其危害。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新的壟斷因素也在滋生，不啻市場發揮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大敵。

    據說馬克·扎克伯格學生時代的夢想就是把全世界連接起來，他后來所做的事業正是建造一個以數據為中心的社交網絡，連接整個世界。然而，正如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指出的那樣，社會網絡每個節點的地位并不相等，其中的個體（可以是個人、企業、組織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參與者）彼此之間也并不具有相同的連接性。

    因此，所謂“連接”說穿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集中到一個中央指揮部來統籌，或者說億萬普通人由這些巨型企業來“連接”。從這個目的著眼，我們便可以看到，此類企業已經表現出無所不做、無所不能、無往不勝的特質。很多企業的動機已經變成獲得盡可能大的市場份額，進而排擠掉競爭對手。

    當今世界正朝著數字經濟方向發展變革，科技公司具有更龐大的體量、更堅厚的進入障礙、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等性質，不僅從傳統定義角度看都是強化壟斷性的因素，還產生了“贏者通吃”的新現象。因此，從促進競爭和創新以及保護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必要性出發，防止和打破壟斷的任務不容掉以輕心。

    可見，吸取一些國家教訓，關注中國大型科技和平臺企業擴張中已經出現的問題和顯現的端倪，我們需要認識到，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創造市場經濟運行的良好制度環境等一系列舉措是題中應有之義，包括強調平等準入和公平競爭，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保護用戶信息安全和利益，促進形成國內統一市場，對平臺經濟要加強監管和規范秩序，促進公平競爭，反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

    京滬深的未來發展之途

    證券時報記者：作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一環，前海合作區深化改革方案近日發布，前海“擴區”靴子終于落地。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疾步快行，從推動區域均衡發展的角度看，您認為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過程中需要重點著眼哪些領域的建設和機制的完善？

    蔡昉：經濟學家把東亞經濟體之間由于比較優勢差異及變化而形成的產業轉移概括為雁陣模型。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高，以及勞動力短缺現象滲透整個中國內地省份，進而各地工資水平進一步趨同，中國在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終究會喪失。但正如貿易與合作并不僅僅以生產要素具有互補性為唯一前提，規模經濟效應也對制造業的區位布局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更高水平的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應該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九個城市進行合作的經濟學依據。

    鑒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功能定位，在實施推進中應該立足該區域的初始條件特點，在發揮各自優勢的同時，重點凝聚其作為整體的規模經濟和聚集效應優勢，唯此才能成功完成其獨特使命。

    一是發揮和擴大交通運輸通信等基礎設施密度和網絡化程度高的既有優勢，進一步推進其在區域內的互聯互通。特別是提高金融、保險和生產性現代服務業的一體化程度，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暢通。

    二是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與聚集。這個地區具有世界上其他已有灣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即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仍然在一定時期保持人口紅利潛力可供挖掘。為此需要廣東省的政策思路實現從“騰籠換鳥”到“鳳凰涅槃”的提升，率先于全國突破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后關口，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的共享水平，防止外來勞動力返鄉倒流，形成吸引各類外來人才和勞動力的聚集地，在區域內保持并盡可能長期延續人口紅利。

    三是聚集、培養和擴大企業家群體，激勵具有創新創業精神和現代經營理念的企業家蜂擁而至、成批涌現，推動創新創業活動空前活躍、排浪式展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必須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生產率的提高，進而推動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因此，企業家的內涵已經從單純的投資者和經理人員回歸其創新本意。

    四是推動該區域各地的政策、制度和規則有效銜接，促進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統一、完善和一體化程度，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所要求的市場機制和市場制度。

    證券時報記者：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城市，也正經歷著制造業爬坡過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您如何看待制造業對于深圳市經濟發展的作用？

    蔡昉：全國已經歷過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兩種效應同時發揮作用，到規模經濟效應作用遞減、比較優勢效應擴大的過程，結果便是制造業從沿海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在這個過程中，與其他珠江三角洲地區一樣，深圳特區一度也嘗試“騰籠換鳥”。這種努力表面看上去似乎效果不顯著，其實并不是壞事。如果把“騰籠換鳥”的思路換成“鳳凰涅槃”，意味著深圳不能沒有制造業，只不過是轉向更高水平的制造業。同時，在制造業優化升級的條件下，服務業發展才是高端可持續的。

    對深圳來說，今后也不能放棄制造業。以往的認識以為，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可以不需要制造業，不需要非熟練勞動力，后來的事實表明，這種做法導致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最終導致極其慘痛的后果，最初主要表現在拉丁美洲國家，可以稱為“拉美病”，后來又可以叫作“美國病”，實際上也是許多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通病。

    制造業是培育中等收入群體的溫床。幾乎所有陷入凋敝的城市和地區都經歷過制造業發展不足或鼎盛之后的衰落。很多國家在仍然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時，制造業比重便開始早熟型下降，導致就業崗位的損失以及收入差距的擴大，這或多或少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事實證明，沒有制造業及其升級換代，普通勞動者就不可能有夢想和未來，中產階級也必然萎縮，社會也就沒有凝聚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深圳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打造高端規模經濟，重塑比較優勢的機遇，深圳擁有大灣區的規模經濟（高端聚集效應）和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源，是世界上任何發達地區都不具備的得天獨厚的優勢，不能有絲毫的放棄、浪費或濫用。深圳的示范作用不應該再是高速度，而是要轉向高質量，不僅要促進人口的橫向流動，更要為人口的社會縱向流動搭建階梯。

    證券時報記者：與深圳不同，北京、上海作為一線城市近年來面臨著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等問題，這將對京滬的經濟發展造成何種影響？應如何應對？

    蔡昉：中國老齡化面臨的通常是未富先老的獨特挑戰；很多發達國家的老齡化特點是先富先老，也不無挑戰。未富先老的影響往往是供給側的潛在增長率降低，而先富先老的不利影響更可能在需求側。如果說中國整體上面臨未富先老的狀況，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更接近于先富先老。世界上有21個國家經歷著人口負增長，經濟增長速度表現明顯比其他條件相同的國家差。

    為避免陷入先富先老導致的“高收入陷阱”，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需要未雨綢繆改變政策取向，調整城市發展思路，特別是要關注以下領域，加大解決問題的工作力度。

    一是增強城市承載力，穩定人口機械增長，即合理適度地保持外來人口的持續流入。北京在保持合理人口規模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時，應充分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圍繞城市副中心發展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加大城市輻射力，用好周邊地區的資源，唱好“雙城記”“多城記”，但不要唱“空城計”。

    二是服務業要拓寬幅度，加強城市就業的容納度。北京和上海的第三產業比重較高，未來服務業不僅要升級，還要與新技術革命接軌，并著眼于應對老齡化挑戰，圍繞全面促進消費加快發展。

    三是探索形成適合超大城市定位的制造業。沒有適度比重和不斷升級的制造業，就不能形成足夠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從而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應該依托北京作為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發展與首都功能和國際大都市定位相關的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

    四是顯著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率先建成福利城市。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基尼系數降到一個合理水平，最終手段是再分配政策。中國加大再分配力度的特色路徑是，把勁兒用在提供更好、更多、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上面。超大城市利用自身戶籍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可以率先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新老市民后顧無憂才能放心消費，才能防止這些城市率先出現有效總需求不足的現象，避免“高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