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大家中午好！

    一上午我們聽了很多真知灼見，當然其實也有不少的觀點交鋒。我想既然我們邁入了一個新時代，那么我們對于未來的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肯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們其實也是非常感謝今天《證券日報》和重陽金融研究院能夠提供這樣一個思想交流的平臺。

    我們的主題是“中國新時代”，但是實際上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全球經濟，我想未來都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的時代不僅僅體現在它的新，可能也體現在它的變。所以未來全球會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發展的繁榮期？還是可能進入一個新的矛盾不斷激化，未來沖突不斷的沖突期？我想可能取決于非常多的因素。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題目是美國稅改。其實剛才羅思義先生也談到了他對于美國稅改的看法。看美國稅改之所以能夠引起無論是美國國內社會的關注還是中國乃至全球的關注，我們想稅改作為一個鑰匙，可能成為一個新的撬動財富的杠桿。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判斷美國未來的全球稅改會對中國經濟，對中美經貿以及全球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它會不會真正的產生對全球財富的再分配的效應？我想這個問題的確是需要我們無論是個人還是產業，包括我們的政府都是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三個題目，首先探討一下美國稅改在當前，就是特朗普政府為什么會把稅改作為他整個執政一年來的重中之重。我們知道，實際上稅收對于美國來講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在當前美國經濟整體復蘇，比如我們看到最新的美國經濟數據，美國前三季度，就是2017年的前三季度分別是實現了1.2%、3.1%和3.2%的增長。所以實際上是一個逐步抬高的過程，在這個改革當中，美國重啟了稅改，我想它的意義可能不僅僅是在于短期刺激經濟效益的這種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講，可能我們更要判斷，就是特朗普當前的稅改不僅僅是降稅，從全球的財富效應，從全球影響產業格局和資本流動的角度，可能是一種系統性的變革。剛才有專家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我們觀察的角度來講，可能特朗普不僅僅是供給側的影響，可能對美國的需求側、供給側乃至制度性的一些規則性的影響，可能都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構建中國現代財政制度與推進全球稅收治理，中國如何構造自己的產業競爭力，這是我們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大變局：特朗普稅改的宏觀背景與政策目標。

    美國稅改不僅僅是降稅的問題，從企業所得稅35%降到目前的21%。實際上從很深層次的角度來講，它實際上是改變整個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產業鏈當中的布局。我們知道，上一輪的全球化來自于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化，也就是說，跨國公司在整個全球價值鏈當中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根據我們的觀察，跨國公司所產生的全球價值鏈當中的貿易創造效應，實際上是占到整個全球貿易創造的60%到70%。特別是中國，我們知道上一輪的全球化中國是非常大的受益者，特別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導的中國的經濟全球化，使中國在整個全球價值鏈當中成為一個重要的一環。一方面中國成為跨國公司加工貿易的主體，中國一方面成為全球生產的重要環節，比如說中國是亞太地區的中間品貿易的大國。另外一方面，我們聯系上游的資源國，比如東南亞、拉美的一些國家，再比如說俄羅斯這些資源國。我們通過這個三角貿易，生產出來的半成品，然后再通過韓國和日本，通過再加工出口到歐美，實際上是完成了整個三角貿易，全球貿易重大的循環。而在這個循環當中，跨國公司實際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前美國企業所得稅的減免以及現在海外資本稅收改革，特別是對于海外資本的利得改革，核心恰恰在于資本稅和海外資本利得稅，完全不同于里根時代主要是以消費稅為主導，刺激美國消費和國內需求的方面。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特朗普的確是抓到了問題的要害。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是通過資本回流，通過制造業回流，通過使企業擴大資本開支來重塑美國跨國公司乃至美國整體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認為他可能對未來全球產業和全球資本流動會產生深遠的變化。

    美國的減稅也是對于稅收制度的改革，我們看到，可能美國的名義稅率在OECD國家是非常高的。但是實際上它的實際稅率相對來講還不到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是18%多，平均水平是19%。為什么美國會加大對企業資本利得稅的降稅？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知道，恰恰是改變美國整個跨國公司的公司結構。我們都知道，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避稅天堂，恰恰就是因為美國長期稅收制度的漏洞，造成了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形成了很多的非利。比如說在開曼群島等形成了大量的跨國公司的殼公司。殼公司通過這樣一個組織架構，在海外形成了大量的海外資本的留存。所以這次特朗普的稅改，恰恰是希望一方面彌補美國稅收制度的漏洞，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夠吸引大量的海外資本回流到美國本土。所以這個制度設計或者是這種制度變革，會對美國未來的公司結構，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結構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美國一般來講，原來都是所謂的從原來的一次性收稅轉向屬地原則。屬地原則最重要的就是減少重復性的征稅，可能也通過跨國公司資本定價的轉移，產生新的海外資本和國內資本的資本比對效應。

    從這幾個方面來講，我認為可能特朗普的減稅不能完全把它作為一種減稅的政策，可能從很大程度上來講，的的確確是一種系統性的結構性改革，特別是會對這種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以及未來的全球資本流動產生很大的影響。

    美國稅改框架及核心內容。我們能夠看到，不僅僅是企業減稅，包括從個人消費稅的減免、替代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個稅以及海外的資本留存，包括像一些針對富人階層的遺產稅的減免，實際上涉及到美國千千萬萬的階層，不僅僅是企業個體，包括富人階層，會不斷的累積。特別是對于消費和短期需求的刺激，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剛才我談到，可能通過這種資本激勵以及宏觀的回饋效應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影響。所謂宏觀回饋效應，就是一方面促進美國宏觀經濟的增長，反過來會對美國這種消費需求、資本投資以及美國的消費擴張產生影響。這樣的話，就會對美國整體的經濟產生新一輪的良性循環。所以考慮到這個方面，可能美國在短期內國內消費需求和國內的經濟增長會比較快速的反彈。但是從長期來看，因為邊際效益遞減，可能是一個逐步平緩的過程。剛才羅思義先生談到了，美國直接對于宏觀經濟的負面效應是國債供給的增加，使得大量的赤字融資產生不斷的擴張。根據美國稅收政策委員會，美國的赤字可能在未來增加1.5萬億美元左右的水平。最大的影響，可能就是美國未來的國債規模，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擴張效應。

    我們看到，這可能就是產生了一個雙重的悖論。一方面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是以寬貨幣、緊財政的這樣一個政策組合。現在美國財政擴張，而貨幣政策進入一個正常周期的情況下，就可能產生一個完全相反的政策組合。這樣帶來的情況就是，美國的所謂寬財政、貨幣從緊的政策可能未來會難以持續。我們都知道，剛才羅思義先生也談到了，美國的宏觀經濟增長可能會使美元逐步走高。另一方面，赤字的增加，特別是財政的增加以及現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增加，又不得不使美元實現一個貶值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是美元升值還是美元貶值？其實我認為不僅僅取決于市場的效應，可能還是取決于美國宏觀政策的導向性作用。在這個方面，特別是美國進入新一輪的貨幣政策調整期之后，可能會產生新的所謂的“新特里芬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長期的國債收益率，有可能是處于逐步升高的過程。我們知道，現在美國聯邦利率是比較低的水平，而未來無論是縮表還是實際利率的上升，都有可能使長期的國債收益率處于一個上升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就觸發各種各樣的資產泡沫或者是大宗商品的調整過程。可能對于未來的全球金融市場，以及我們各種貨幣資產和各種金融資產有重大的影響。

    美國稅改將引發全球資本流動與產業格局調整。美國這次稅改不僅僅是針對宏觀經濟，實際上更多的是未來影響全球產業變革的格局。所以我們看待美國稅改，可能更多的要超越稅改之外來看待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我剛才談到的，美國屬地征稅和一次性稅收存留的變革，會對美國整體產業資本產生非常大的調整。我們也看到，現在美國歷次稅改，包括里根的稅改，包括小布什的稅改以及奧巴馬當時的稅改，實際上對于全球資本回流都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在里根時期，基本上是稅改期間有七成的資本回流到美國。小布什時期，實際上也有非常大的影響。而我們看到，剛才李世默先生也談到了，其實最大的影響可能是美國跨國公司對于整體海外投資決策的影響。一方面是美國整體減稅，特別是營商環境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可能面對其他國家的投資壁壘和翹翹板的效應。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跨國公司會不會產生新的全球產業鏈重新的配置？實際上是影響非常大的。

    我們看到跟中國的比較，實際上對于資本來講，它都是走向價值洼地，不僅僅是對于成本，可能也是對于財富的比價效應。如果他認為未來的這種長期投資收益會有一個逐步抬升的過程，那么他會不僅僅考慮短期的成本。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中國和美國之間可能未來會有一個翹翹板的效應。我們看到，可能中美之間的稅收特別是稅賦不僅僅是在于稅賦本身的高低，可能更多的是一種稅制結構的差異。美國更多的是以直接稅為主導的稅制結構，而中國更多的是間接稅主導。直接稅主導就是不能把稅賦直接轉嫁給消費者，但是間接稅可以把稅賦通過定價專家給消費者。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僅僅有稅收的負擔，消費者也普遍的有稅賦感，從這一點來講，中美之間的稅收制度差異，可能也是絕對未來中美在投資結構和成本結構之間的重大變化。

    剛才專家也談到，不僅僅是成本，未來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營商環境、市場開放程度、投資壁壘，這些可能都成為未來全球跨國公司進行全球資本再配置的這樣一個重要的選擇。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從要素的重組、資本的重組、產業鏈的重組以及未來紅利分配的重組情況下，未來美國的稅改會不會對全球的資本格局和產業變化產生影響？我想這個對于我們中國未來的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非常重大的挑戰。

    第二美國稅改對中美經貿的影響。

    基于此，我們不僅僅對于一個定性的描述，我們也根據中美之間，乃至稅改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做了一個一般的動態可持續的模型。第一種情形就是美國當前的21%的企業稅改；第二種情況就是我們考慮到未來美國有可能發動貿易戰或者是非關稅壁壘，所以我們通過20%的貿易壁壘的假設進行情景模擬；第三種情況就是全球有可能產生新一輪的競爭性減稅，如果各個國家都跟進的話，它會對全球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最后我們發現，美國稅改有可能直接對全球的投資，特別是美國投資產生影響，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影響并不大。之所以是這種情形，因為美國直接影響的就是短期消費的增長，特別是國內需求的增長。進口的擴大，出口相對增長的緩慢，可能會進一步加劇貿易逆差的增長，未來有可能中國會出現新一輪的貿易沖突或者貿易升級的過程。

    我們也看到去年的數據，2017年1月份到11月份，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順差已經超過了2016年全年的水平。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未來配合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包括232條款，以及以色列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我們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美之間經貿的沖突有可能會逐步升級。

    第三中國應加快構建現代化財政制度，積極謀劃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頂層設計。

    從剛才一系列分析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可能不僅僅是一個稅收競爭的問題，可能未來影響的是中國產業競爭力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進一步加快我們財稅制度的改革，逐步由間接稅轉向直接稅的制度性變革。另外一分析，中國一定要在產業投資和競爭力方面有更多的舉措，比如加快產業升級，加大對中間品貿易的升級。未來在資本品，包括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方面，中國實際上是未來應該加大更多產業投資和創新投資的。

    剛才談到了，如果全球產生這樣一個稅收競爭或者是美國進一步稅收投資的壁壘，以及未來有可能產生的稅收轉嫁的影響，中美之間通過雙邊貿易投資協定，通過中美之間的稅收協定，要進一步加快國際稅收調節制度。中國來講，海外走出去的步伐，有可能在未來，無論是對于美國來講，對于歐洲來講還是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講，我們可能會面對未來一定的投資壁壘，這是對中國未來產業投資，包括我們海外資本輸出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實際上美國的稅改可能我們關注的焦點不是在于美國稅改的本身，也不是在于中美之間稅賦的差距，而是在于美國稅改可能對于全球產業投資，全球貿易循環以及全球資本流動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中國應該加快重新重塑中國的整體國家競爭實力，進一步推動中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全球影響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