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

    滕泰：尊敬的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

    我的演講題目叫做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及其突破方向。眾所周知，這一次中央的經濟工作會議剛剛結束，會議明確提出當前制約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還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到底怎么樣理解這句話？

    第一個是制約中國經濟長期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有哪些？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條件，勞動、資本和土地是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而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力，按照這三個增長要素的動力組合，我們再來看一看過去4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到底是怎么來的。

    有三個方面的紅利。首先從增長的條件來看，實際上過去40年享受了很大的改革紅利，包括了制度改革紅利和市場化紅利。所謂制度改革紅利指的就是從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城市的承包制、租賃制和股份制，到混合所有制改，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等制度改革。所謂市場化的紅利，就是從逐步放開生產生活資料的改革，建立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產權市場等，這是市場化的紅利。經歷過40年以后，我們要判斷一下這個改革紅利到底還有沒有？

    第二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來自于要素紅利，要素紅利包括人口紅利、土地紅利，以及高儲蓄紅利。大家也可以想一想，過去三、四十年的勞動供給的情況和人才供給的情況，和現在有什么不一樣？土地紅利還在不在？高儲蓄紅利有沒有轉換為企業低的融資成本？

    第三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是技術紅利。改革開放40周年，經濟學界也有爭論，“中國模式派”過度強調了增長的條件，而“普世模式派”主要是強調了增長的本質，技術紅利和企業家精神，更看重要素紅利，就是人口、高儲蓄，還有土地。

    根據這三個方面增長動力的組合，實際上過去4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得益于一下這三種增長模式。通過改變增長的條件，從制度和社會分工方面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增長模式，叫做“斯密-諾斯增長”。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享受了土地投入，高儲蓄和資本投入帶來的增長，是“庫茲涅茨-索洛增長”。四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過程，每個階段還兼帶著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力的“熊彼特-羅默增長”。

    建立在三大增長模式基礎上，我們來判斷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還能不能在下一個40年復制穩定的增長。第一，從增長的制度條件來看，改革紅利正在遞減。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制度改革紅利的遞減，該建立的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粗線條的企業制度方面的改革已經完成，但是在如何進一步的深入混合所有制，或者在微觀上如何進一步激發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更大的活力方面，要么在理念上有新突破，要么在設計上有新突破。如果在理念和設計上都沒有突破，改革停滯不前，那么改革紅利可能就會遞減。第二個方面是市場化的紅利。市場化改革從80年代的價格放開，雙軌制，放開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建立統一的產品市場，建立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等要素市場，加入WTO，深度的卷入國際分工。市場的紅利確實推動了社會分工的變化。

    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的經驗，改革紅利確實有，而且的確有中國的增長模式，中國在增長條件創造方面有獨到之處，總結成一句話：從創造更多的增長條件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的確有很多的成功經驗值得總結，所有這些成功經驗的共同點都是“放”而不是“收”：從計劃和市場來看，就是要更多發揮市場的作用，減少各種管制，反壟斷，促進競爭，增加微觀活力；從中央和地方關系來看，就是簡政放權、多激發地方的積極性；從國企和民企的關系方面，就是要多激發民企的活力，同時給國有企業以更好的激勵機制；從對外開放方面，則擴大與先進和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享受這些后發的優勢。

    繼續沿著這個方向深入，制度紅利和市場化紅利還能夠挖掘，但如果向相反的方向走，不是放，而是收，改革的紅利就會遞減。

    第二個，長期性供給側結構性的問題是要素紅利的遞減。第一，人口紅利的遞減。為什么很多企業家，比如福耀玻璃去美國建廠，有的往越南和東南亞的國家搬遷，跟勞動力成本上升有巨大的關系。在戶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方面也是非常緩慢的，比如網約車，很多城市規定了必須是本地戶口本地牌照，這樣就把新供給的增長力給限制了。第二，土地紅利的遞減。十年前我們今天站在這個地方的土地是什么價格，二十年前又是什么價格，今天我們想在這里蓋一座醫院和學校，要考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高昂的地價。伴隨著地價的上升，各種自然資源也在上升，削弱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土地紅利。第三，資本紅利的遞減。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本不該出現，因為中國的儲蓄最多。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高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高儲蓄提供了低廉的資本，但今年卻出現了很多民營企業的杠桿破裂。儲蓄率很多的國家，為什么制造資本稀缺？怎么樣讓資本紅利顯現？所以要素市場需要改革。第三，后發技術紅利的遞減。正如“普世模式派”所講的一樣，中國過去30年增長，的確受益于300多年里面，來自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業革命的成果，未來當把這些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復制完了，外來的技術紅利沒有了，我們未來的增長潛力還能有多大？從后發優勢到自主創新，我們自主創新技術潛力到底有多大？

    為什么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供給側結構性？因為供給側首先面臨著改革紅利、要素紅利、技術紅利這三大紅利的遞減、如果不改變這個狀況，不圍繞增長的本質，從增長的條件、增長的要素、增長的驅動力入手，深化供給側結構改革。未來兩三年內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跌破6%，五年內有可能跌破5%，十年之內會跌破4%，不僅高增長再也回不來了，相對穩定的增長都難以維持，L型增長是一個臺階加一個臺階往下走。反之，如果我們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的矛盾，從增長的本質出發深化改革，激發了改革紅利、要素紅利和技術紅利，那么就另當別論。

    除了這些制約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供給側結構問題，我們面臨著一些周期性供給側結構性的問題。歷史上的經濟周期理論可以分為兩類，一個是通過研究供求關系來判斷經濟周期，從西斯蒙第、羅伯特·歐文、卡爾·馬克思到凱恩斯，他們認為經濟之所以周期性有波動，主要原因就是供給和需求的關系變化，有時候供給大于需求，有時候需求大于供給。關于發生經濟危機的原因是什么？前三位認為是相對生產過剩，凱恩斯則認為是總需求和有效需求不足。其實，相對生產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講的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研究供求關系的經濟周期理論，可能對政府派調節經濟影響比較大，會影響決策。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凱恩斯理論的影響比較多，經濟低迷了，就搞需求側的刺激，經濟過熱了，就進行需求側的緊縮。

    另一類，是從供給側變化研究經濟周期波動。基欽發現了三到五年的經濟周期，實際上是庫存周期；朱格拉周期，是設備投資周期，9-11年；從房屋建設和基礎設施的變化，發現有15-20年的周期，是庫茲涅茨周期；有45年-60年的技術革命引起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還有產品的生命周期等等。

    無論是供求結構性的變化引起的波動，還是供給側的變化，背后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供給結構的變化。那么，供給結構變化怎么去影響經濟周期性波動？我們認為，從長期來看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短期，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下，需求會影響供給，是價值實現的條件，但是從長期來看，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比如智能手機，在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蘋果手機創造了自身的需求。飛機、汽車也是一樣的，在沒有飛機之前，人們一直想飛，誰也飛不起來，只有創造了飛機以后，這種新供給就創造了飛行的需求。有汽車之前人們也想跑得快，但是沒有辦法實現，沒有現實的供給。只有汽車這種產品創造出來了以后，才有了開車的需求。任何經濟從本質上和長期上來講，都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所以當一個經濟里面新供給或者供給擴張的產業占主體的時候，這個經濟就會蓬勃向上，以新經濟，新模式，新產品為主的新供給，就會創造更多的需求，供給創造需求的能力就會上升。

    反之，如果是一個經濟里面供給老化的產業占主體，老供給不能創造等量需求，還會產生供給老化，供給過剩，經濟增速就會向下。所以供求關系的確是造成經濟周期性的原因，但是站在供求關系背后的是供給結構。產能設備周期，庫存變化周期，房地產基本建設周期，技術革命周期都屬于供給結構的變化。

    在理論認知的基礎上，我們來看一看中國經濟的供給結構是什么樣的。

    我們用40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西方國家過去300年工業化道路，而這些工業產業則變成了中國經濟的主體。比如紡織工業、服裝工業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鋼鐵業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是石油、化工等行業。中國成功復制三次工業革命之后，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供給結構趨于成熟、老化。所以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長達8年的經濟下行，原因不在需求側，是刺激需求是改變不了的，而是一個供給性結構的變化。

    那么，怎么去推動供給產業的升級，需要什么樣的改革措施？產業政策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在后發、看得見、摸得著、能預測的傳統制造業，在軍工、核電、特高壓等特定領域，政策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在舊產業退出時，政府在員工培訓方面也可以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不能去直接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干預企業的行為。過去一兩年的去產能，用行政手段去把企業關掉，加之地方政府在執行中有擴大化的傾向，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兩年前，那些產能過剩的企業，生產的產品價格已經跌到很低了，焦炭已經跌到了500元左右每噸，螺紋鋼每噸跌到1000元左右，即使不去干預，這些企業也會逐步淘汰。但是行政干預之后，焦炭上漲到了2000多元/噸，螺紋鋼上漲到了4000多元/噸。五大上游產業，石油開采、石油加工、鋼鐵、化工、建材等，占了利潤總額70%以上，極大的擠壓了下游企業的利潤，犧牲了經濟的效率。被關掉的都是一些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受益的是一些國有企業大中型企業。

    在新舊動能轉換中，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必須給政府的產業政策設定一個合理的邊界，哪些該做的，哪些不該做的，即便該做的，也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

    最后，面臨著影響經濟長期性和周期性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都如此嚴峻，未來中國經濟的突破方向到底在哪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了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這也是為什么五年前，我們呼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中國中長期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是改革紅利的遞減，要素紅利的遞減，包括勞動、土地和高儲蓄紅利的遞減，以及后發技術紅利的遞減，怎么通過深化改革讓這些要素紅利不遞減而遞增，這是呼吁供給側改革的初心。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的矛盾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希望各位深刻理解這一點，但是到底怎么改，針對長期性的問題怎么改，針對短期性的問題怎么改，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什么是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是針對長期性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改革措施，包括繼續擴大改革紅利，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化改革；以要素市場改革為主戰場，降低勞動、土地和資金的供給成本；強化自主創新的技術驅動力。另一方面，是針對周期性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改革措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境等。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發展得更好。

    從更長期的經濟增長來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恐怕不是傳統的制造業。我們很多人受傳統制造業的影響，受農業的影響很深。目前，制造業占中國GDP比重只有29%，德國是26%，日本、法國、美國制造業占比都在20%以下，其中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不到10%。所以，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進程中，農業比例是越低越好。從工業制造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或者完成工業化的社會，不是制造業的比重越高越好，而是服務業的比例越來越好。特朗普很成功的忽悠美國一些藍領工人，說給你們解決就業，但實際上這個承諾永遠不能達成。制造業占美國就業率的8%多，怎么去解決這種情況？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還會有更多的崗位被替代，只有服務業才能創造就業，真正有前景的產業有軟性制造，包括精密制造、AI和機器人，他們創造價值的源泉不是加工地球資源，也不是廉價的人工和勞動，而是來自于研發設計和品牌的價值。你的蘋果手機，還有一些創新藥，大家開的奔馳車，軟價值創造占到了50%以上，硬件的價值占了50%以下，這是未來最有潛力的。

    其次包括一些付費知識產業，知識的創造、傳播和運用，今天的會議也是知識產業的一種形式，不是物質財富，物質財富的比重越來越低，非物質財富的比重越來越高。第三，文化娛樂產業，比如說文學藝術、音樂舞蹈、體育、主題公園、電子娛樂等。第四，信息傳媒產業，信息的創造、處理、傳播和使用，包括現在的5G。第五，是金融產業。第六，是高端服務業。

    這六大產業滿足的不是物質需求，而是人的精神需求。底特律的通用汽車去年賣了1千萬輛，特斯拉賣了十萬輛，但特斯拉的市值是500億美元，通用汽車市值也是500億美元，我們到底給企業估值？還有知識付費這么快的增長，還有科技研發，咨詢智庫，會議論壇等。

    5G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5G不僅是一個通訊行業革命的基礎，還是未來人工智能，智能駕駛等所有這些新產業革命的技術，按照我們的測算，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預計5G當年將帶動約4840億元的直接產出，2025年、2030年將分別增長到3.3萬億、6.3萬億元，十年間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9%。當然文化娛樂產業也是制造大亨的一個重要的領域，還有新金融和高端服務業，這也是新的未來。

    我們回顧經濟史，想一想，一百年前排在美國首富名單里面都是做鋼鐵和汽車的，50、60年如果我們看看財富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是石油化工，30、40年前還有一些房地產，現在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排在前面的是微軟、facebook、谷歌，在中國是阿里、騰訊，再過十年，中國財富榜上面我預測沒有房地產商，也沒有大的制造業，只有代表未來的產業，才是真正增長的方向。盡管對中國經濟的長期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和周期性的供給側結構性的問題，做了比較多的判斷，如果沒有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經濟增長還會下降。但中央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我們相信無論是三大改革、要素和技術紅利，還是周期性的供給側結構老化，會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中得到扭轉和改變，也祝愿中國經濟在40年高增長以后，還有下一個40年的改革增長，中國經濟能夠行穩致遠。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