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萬宏源研究政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員 龔芳

    申萬宏源研究資深高級研究員 袁宇澤

    在新質生產力發展導向下，2024年我國實體經濟加速綠色化轉型，綠色金融的發展也按下加速鍵。綠色金融頂層設計不斷完善，國家級綠色金融文件加速出臺，特別是最新一版《綠色低碳轉型產業指導目錄》的出臺更加突出轉型金融，明確了在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應優先支持和加速發展的關鍵產業。部分地區主動在轉型金融領域開展探索，遵循“急用先行”原則相繼出臺地方性轉型金融目錄，并在轉型金融實操上走在前列，形成寶貴的“地方經驗”。全國碳市場市場化程度持續提升，擴容預期帶動平均碳價上漲，交易金額也較前一年大幅提升。2024年我國綠色金融產品呈多元化、國際化發展趨勢，氣候貸款、藍色債券等不斷發展，金融機構積極推動各類“首創”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落地。中國當前已正式邁入ESG信息強制披露階段，多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關文件出臺，央企、金融企業的ESG信息披露要求也不斷提升。與此同時，我國在綠色金融國際合作中的引領作用也有所提升，與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國家持續加深綠色金融國際合作，并與歐盟、新加坡形成《多邊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重大成果。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國內進一步落實碳達峰目標的規劃之年。在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體系，致力于做好綠色金融這篇大文章的基礎上，2025年綠色金融的發展可能呈現六大新特征和新變化。

    一、綠色金融、科技金融與數字金融將加速融合發展

    我國實體經濟加速綠色化、科技化、數字化轉型，推動了綠色金融與科技金融、數字金融融合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導向下我國企業的發展動力、要素投入、運營方式、相互關系發生革命性變化，企業生產運營全流程的科技化、數字化、綠色化轉型全面深化，對相應的金融服務也提出更高要求，推動近年來綠色金融、科技金融與數字金融三者快速發展、相互賦能。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構建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數字金融協同發展的框架，通過政策協同與配套支持促進三者深度融合。在政策引導下，綠色金融、科技金融與數字金融的融合發展既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實現“雙碳”目標、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引擎。

    科技金融可以提升綠色金融服務的精準性，拓寬綠色金融內涵。第一，科技金融可以推動金融機構更好地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高效收集、處理、分析企業的環境信息，從而提升對綠色企業和綠色項目識別能力，降低企業和項目“洗綠”風險。第二，在識別綠色企業和綠色項目的基礎上，科技金融還可以賦能金融機構優化綠色金融產品設計、風險管理和決策，例如借助區塊鏈技術實現碳排放數據實時監測與確權，為碳資產質押業務提供依據，又如通過數字技術構建環境效益測算模型，自動化計算綠色項目的碳減排量，輔助金融機構對項目進行精準定價與風險管理。第三，科技金融可以提升監管科技（RegTech）的能力，確保綠色資金流向可追蹤，并動態跟蹤綠色金融相關風險。第四，由于科技創新可以改變環境科學中的一些基礎問題，例如如何更高效開采化石能源、如何更好利用二氧化碳等，所以科技金融可以支持相關基礎學科發展，從而不斷拓展綠色金融的內涵。

    數字金融可以優化綠色金融的服務模式，推動服務模式創新。第一，數字金融能優化綠色金融的服務效率，例如金融機構能夠在數字化平臺上為客戶提供綠色金融服務，如在線申請綠色信貸、遠程審核項目資料等，顯著提升金融機構與客戶間的交互效率，并讓金融機構可以更深入了解客戶的綠色金融需求和偏好，為其量身定制專屬的綠色金融解決方案。國內不少企業已經開始這方面的實踐，例如騰訊“碳LIVE”平臺、興業銀行“點綠成金”系統等。第二，數字金融可以拓寬綠色金融的服務場景和服務方式，推動綠色金融創新，例如通過數字人民幣的綠色應用創新更好支持低碳出行，或是通過智能合約定向激勵環保行為。第三，數字金融的很多實踐可以被采納進綠色金融的發展過程中，例如借鑒數字要素入表的具體方式，推動綠色要素入表，加快統一碳核算、環境信息披露等技術標準，避免“數字孤島”。

    與此同時，綠色金融也可以推動科技金融和數字金融更好發展。在綠色金融、科技金融、數字金融共同相關的領域，相關主體可以聯合開發創新產品，例如綠色科技信貸、綠色數字債券等產品。另外，綠色金融可以推動科技、數字企業更好綠色化發展，例如推動其運營流程、投資決策流程的綠色化轉型。綠色金融在風險管理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經驗，可以為科技金融和數字金融提供借鑒，例如綠色金融在環境風險評估、社會風險評估等方面的方法和技術，有助于科技金融和數字金融更好地識別和管理項目中的風險。

    二、轉型金融仍將是綠色金融的重要發展方向

    2025年轉型金融頂層設計與標準體系將進一步完善。前期我國部分地區已經發布首批指導性文件以引導轉型金融發展，后續如何推動這些標準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并覆蓋更多“高污染、高耗能”行業是綠色金融頂層設計的工作重點。這些標準的設計將更有利于金融機構準確識別經濟活動中的“轉型”行為。不同于傳統綠色金融的定性特征，轉型金融在不同行業有不同的判斷標準，特別是如何設定量化指標是標準制定工作的重點難點。在第一批四個重點行業（鋼鐵、煤電、建材、農業）基礎上，央行已牽頭制定第二批七個行業（航運、化工等）轉型金融標準，目前在征求相應主管部門意見，預計2025年將加速出臺。接下來，預計轉型金融頂層設計與標準體系將進一步完善，將符合條件的工業綠色發展項目等納入支持范圍，明確轉型活動目錄、披露要求、產品體系和激勵機制等核心要素。在轉型活動目錄建設中可在現有《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基礎上，細化推出針對細分行業的技術清單和針對重點區域的指南。此外，我國的綠色金融標準可能以轉型金融標準制定為契機進行調整更新，逐步構建可衡量碳減排效果的金融統計體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針對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的激勵約束機制。

    在明確轉型金融標準的基礎上，加速轉型金融工具創新。當前我國轉型金融產品以轉型債券、信貸、保險類金融產品為主，2024年我國轉型類債券發行規模合計713.42億元，同比提升43%，以可持續掛鉤債券為主。隨著轉型金融持續發展，各類金融工具將持續創新，我們預計轉型貸款、轉型債券、轉型基金、轉型保險以及轉型金融相關衍生品均將擴容。轉型債券方面，可加大開發“棕色轉綠”掛鉤債券，支持鋼鐵、化工等高碳行業低碳化轉型；轉型基金方面，可針對轉型和中小企業群體創設更多類別的主題基金，確保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實質利益得到廣泛分享；轉型保險方面，可針對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企業轉型中需要使用的高風險技術創設相應的產品；轉型金融相關衍生品方面，要加速建立轉型溢價指數，并基于此創設利率互換等可持續發展掛鉤衍生品，引導資金定價。

    三、以ESG指數ETF為代表的被動產品將迎來大發展

    在資本市場投資端改革下，綠色金融被動產品迎來發展機遇。當前我國資本市場正大力引入中長期資金，并鼓勵指數化、被動化投資發展。近期證監會發布《促進資本市場指數化投資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要求持續加強優質指數供給，不斷豐富指數產品體系，加快優化指數化投資生態，這為綠色金融被動產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近年來我國ESG指數及跟蹤這些指數的產品已經快速發展，據中證指數公司披露，截至2024年末中證指數公司累計發布147條ESG等可持續發展指數，涵蓋了股票、債券等多類資產；據上交所披露，截至2024年末滬市綠色指數跟蹤的產品增至89只，規模超過800億元，滬市掛牌綠色ETF共46只，規模超過300億元，2024年上交所發布上證科創板ESG指數、中證滬深港新能源汽車主題指數等9只綠色指數，覆蓋新能源汽車、海洋經濟等領域。順應資本市場指數化投資潮流，涵蓋ESG指數、綠色主題和氣候主題指數的可持續發展指數體系預計將持續完善，發展過程中或將呈現四大特征。一是預計未來各類可持續發展指數將更注重底層資產的ESG屬性，針對性覆蓋綠色低碳產業及高碳行業的轉型需求；二是綠色普惠金融指數、碳中和指數等細分領域將加速發展，共同構建多層次的指數體系；三是綠色指數的可投性將進一步提升，推動綠色金融產品創新，特別是推動權益類綠色金融產品發展；四是中國綠色指數標準或將逐步與國際接軌。

    基于綠色指數，綠色金融衍生品或也將迎來發展機遇。在ESG指數擴容的基礎上，綠色金融產品市場將進一步創新碳金融衍生品，碳指數期貨、碳指數期權、碳指數遠期合約等產品都有望相繼推出，基于碳配額質押融資、碳收益權證券化（ABS）等產品也將日漸豐富。各類綠色基礎金融產品的豐富將推動更多結構復雜產品的設計，有效激活碳資產流動性。

    四、綠色金融交易市場將呈現多層次化發展

    2025年中國綠色金融市場將加速完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為做好“綠色金融”大文章奠定基礎。

    一是進一步推進全國碳市場和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CCER）兩大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加快構建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工作方案》明確要求“十五五”時期，實施以強度控制為主、總量控制為輔的碳排放雙控制度，兩大碳市場將加速建設。一方面，2025年全國碳市場擴容落地，三大行業將進入第一個履約周期。

    2025年3月份生態環境部發布《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覆蓋鋼鐵、水泥、鋁冶煉行業工作方案》，2024年作為新納入的水泥、鋼鐵、電解鋁三大行業的首個管控年度，2025年底前將完成首次履約工作。后續我們預計“十五五”期間或將梯次納入玻璃、造紙、石化和化工等行業，隨著市場的進一步擴容以及配額分配機制的優化，碳價波動將逐步趨于理性。另一方面，自愿減排市場的基礎制度也將進一步完善。2025年3月份全國碳市場首批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完成登記并完成首次交易，前期生態環境部已發布第二批溫室氣體自愿減排方法學，涵蓋煤礦瓦斯回收利用與公路隧道照明節能兩大領域，后續將逐步擴大自愿減排市場支持領域，強化市場功能。

    二是完善環境權益交易市場平臺建設。除兩大全國碳市場以外，其他各類環境權益交易市場也是多層次綠色金融市場的關鍵部分，例如針對特定環境權益的交易市場和各地的環境資源交易所。預計未來建設的重點將是基于前期發展成果和經驗教訓，在通過立法明確環境權益的法律地位的基礎上完善各市場的頂層設計，特別是加快建立健全用能權、水權、排污權等初始分配和交易機制等基礎性制度。未來可從統一大市場的視角，打破各環境權益交易市場間的行政壁壘和市場分割，促進各類規則、標準與價格的統一，實現跨區域交易與不同地域市場的互聯互通，最終建設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在此過程中，以環境權益交易市場的建設深化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推動要素價格顯性化、成本收益內部化，優化資源環境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全社會綠色轉型發展成本。

    三是加速建設各類綠色金融信息化平臺。一方面，2025年在綠色金融領域有先發優勢的各地方將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公共服務平臺，在綠色融資主體等相關綠色金融基礎數據呈現的基礎上提供更多環境信息評估、綠色投資評估、政策資訊等多種功能，推動可信任、可共享的綠色金融咨詢生態，通過大數據支持綠色低碳企業和項目的投資融資。浙江湖州的“綠貸通”金融綜合服務平臺、貴州貴陽的綠色金融法庭都是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大型金融企業也將搭建綠色金融信息與服務平臺，整合風險管理、環境信息等數據，為綠色金融業務的開展提供基礎支持。政策性銀行與大型商業銀行要利用自身數據積累的優勢，發揮好帶頭作用，引導金融行業積極對接綠色項目。

    五、價格信號作用將得到強化，推動形成綠色溢價

    2025年中國證監會發布《關于資本市場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實施意見》，預計未來資本市場將在綠色價格發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從發達市場經驗來看，ESG相關基金產品的規模擴容和投資溢價是綠色金融發展階段的必經之路。當前我國綠色投資溢價不突出有幾大堵點，具體表現為：一是綠色金融市場存在較為突出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投資者仍擔心“漂綠”風險，預計這將隨著碳數據核算的優化和信息披露要求的提升而不斷化解；二是企業主體綠色轉型意識還不強，仍沒有全面考慮將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導致外界對企業綠色價值的衡量更多要采取主觀調整的方式；三是社會綠色理念仍待提升，消費者和投資者為綠色溢價的支付意愿仍不高。未來需大力引導微觀主體的消費和投資行為，降低綠色項目融資成本、提高綠色投資超額收益，打通綠色投融資正向循環。

    在碳市場建設過程中加速解決碳數據的核算問題，為綠色金融產品的有效定價提供基礎。當前碳市場主管部門正不斷優化碳核算標準，提升碳數據核算的科學性和規范性。2022年至2024年，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生態環境部等部委已聯合出臺《關于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實施方案》《完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工作方案》，推動碳核算工作推進。2025年1月份，生態環境部與國家統計局聯合牽頭建設的“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因子數據庫”第一版現已正式上線運行為社會各界提供溫室氣體排放因子基礎數據支持，這將為接下來推動碳排放統計核算工作奠定重要基礎。此外，全國各地開始興起企業碳賬戶的建設，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均開展不同領域的企業碳賬戶試點，積累寶貴的地方碳賬戶建設經驗。碳數據核算的優化將推動企業根據數據優化生產流程、提升能效和采用低碳技術，并推動金融機構更好設計轉型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強化綠色產品的價格信號。

    以信息披露為抓手，推動企業將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將綠色價值納入市場價格不僅需要完善相關市場機制，還需要微觀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特別是企業要積極推動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降低信息不對稱。在上市公司層面，2025年將是上市公司可持續信息披露落地的關鍵一年，盡管大多數強制性披露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在2026年披露2025年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但預計很多行業內領先的上市公司將在2025年率先嘗試披露。在非上市公司層面，2025年圍繞企業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也可多舉措加速推進。一是建立相關財務核算標準，將環境成本納入企業財務核算，使綠色項目的正外部性和高碳項目的負外部性在企業財務報表中體現；二是強化企業加強對綠色相關非財務信息的披露要求，例如要求企業披露包括碳排放、資源利用效率等在內的非財務信息，使消費者和投資者能更準確地評估企業的綠色程度，從而更愿意為真正的綠色產品和服務支付溢價；三是從供應鏈角度提升環境成本披露質量，要求企業披露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如蘋果要求供應商2030年實現碳中和），倒逼上游企業綠色轉型，降低綠色產品溢價。

    進一步推廣綠色理念，提升消費者和投資者對綠色溢價的支付意愿。2025年綠色金融政策或將與擴大消費政策和資本市場引入中長期資金政策結合，推動居民消費和投資行為中更多考慮綠色價值，從而提升綠色溢價。一方面，鼓勵商家優化綠色產品營銷策略，通過產品碳足跡標簽、生態影響報告等方式量化展示其產品的綠色價值，鼓勵平臺推動綠色消費行為社交化，例如通過認證體系賦予消費者“環保身份”，利用社群效應推動綠色消費熱點的形成，并探索在發放消費券等消費刺激政策中更多向綠色消費傾斜。另一方面，鼓勵市場指數機構積極發布由在綠色經營領域有示范引領作用的公司組成的相關綠色指數，鼓勵資產管理機構積極發行跟蹤該指數的指數基金產品或被動投資產品，吸引養老基金、保險機構等中長期投資者加大對類似公司的長期投資。

    六、面對全球氣候治理多重挑戰，將主動加強國際合作

    第三輪國家自主貢獻提交受阻，《巴黎協定》的1.5℃目標面臨較大挑戰。2015年，195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一致同意通過《巴黎協定》，以國家自主貢獻（NDCs）的形式制定和通報自身的氣候行動，約定每五年提交一次，前兩輪是2015年和2020年，部分國家因疫情延期至2021年。2025年2月10日是各締約方提交第三輪NDC的截止日期，但據英國氣候政策網站CarbonBrief顯示，在截止日期前僅有13個國家提交，超90%國家未能按時提交，其中美國等重要締約方的態度較為消極。由于第三輪NDC需要更新到2035年前要實現的氣候目標，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28）第一次全球盤點后的首次更新，因此NDC延遲潮一定程度上表明各締約方在氣候治理上的謹慎態度，也意味著《巴黎協定》1.5℃目標的最終實現面臨較大的挑戰。

    歐盟將應對氣候變化與提升產業競爭力作為兩大目標，綠色貿易壁壘仍是關注焦點.2025年2月26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攬子簡化方案提案（OmnibusPackage），涵蓋對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的系統性修訂，并出臺《清潔工業協議》（CleanIndustrialDeal），整體來看將進一步強化綠色貿易壁壘。一方面，上述政策對歐盟CBAM進行系統性修訂，并評估CBAM擴容事宜的可行性?？紤]到CBAM在正式起征前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多重因素作用下對我國出口型企業仍具有較大沖擊。另一方面，歐盟出臺《清潔工業協議》的核心目的是提升歐洲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計劃籌集超過1000億歐元支持歐盟清潔制造業，將提升歐盟產業競爭力與脫碳相結合。由于《清潔工業協議》將可持續性、彈性和歐洲優先標準納入戰略部門的公共采購中，后續可能會進一步演變成保護主義措施，加劇綠色貿易壁壘。

    面對全球氣候治理的多重挑戰，我國將繼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推動構建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一是按照計劃的路徑、方式和節奏研究制定新一輪NDC。2025年2月6日，UNFCCC執行秘書提出絕大多數國家已表示將在2025年提交新計劃，并表示各國最遲需在2025年9月前提交NDC。2025年2月10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于答記者問時稱，我國正在按照《巴黎協定》及首次全球盤點的要求，研究制定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于2025年適時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通報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二是積極應對綠色貿易壁壘，盡快與歐盟及其他地區就碳關稅實施中的核心問題，包括但不限于實際碳價計算、碳路徑計量、隱性碳價認可等達成雙邊或多邊協議。探索在上海、香港等地建設離岸碳交易市場，推進全國碳市場與國際碳市場的連接，促進技術、方法、標準、數據互認互通，厘清國際間的碳排放責任，推動制定合理的豁免和抵消機制。三是切實加強國際合作，借助領導人氣候外交、雙多邊氣候變化談判、國際綠色項目合作等形式提振全球氣候治理雄心，推動氣候資金問題在COP30大會上得到更為完善的解決方案，提高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編輯 張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