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政府大力推廣PPP以來，一些項目在落地的同時帶來的問題也是明顯的。從PPP不規范的現象以及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來看，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專家給出了多角度的解決方案。

    “要規范發展PPP，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首先是要正確認識PPP。”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財政學會公私合作研究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潔認為，所謂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門通過民營部門來高效完成政府公共部門這一組織的目標，從而達到實現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這一概念與項目融資下的PPP有著本質不同，項目融資是為了利用社會資本而采用的一種方式或手段，而PPP模式是為了實現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要實現這一職能僅僅依靠資金顯然是不夠的，只有通過民營部門的綜合能力才能達到。

    “PPP的概念告訴我們，PPP的目的是為了高效實現政府公共部門職能，如果不屬于政府公共部門職能的項目，無論是由政府公共部門完成或是由民營部門完成，都不屬于PPP模式。作為一種管理模式，必須達到效率和有效性兩個方面同時滿足公共部門的要求。”孫潔表示，做好一個PPP項目必須按照四個核心要素，同時還要遵守相應的四個基本原則，如雙方平等地位的伙伴關系、盈利而不暴利的收益原則、讓最有能力承擔風險的一方承擔風險的風險分配原則等。同時，要符合當前相關政策法規，如財政支付能力不能超過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10%、政府在項目公司中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等。

    另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法規和政策。雖說當前已經建立了相當完善的法規政策體系，但之前沒有更多的經驗可以借鑒，這些法規政策難免有不完善的地方。加上PPP推廣由財政部和發改委兩個部門分別負責公共服務和傳統基礎設施兩個領域，在兩部門的政策上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有的政策體系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兩部門不一致的政策需要協調。完善已有政策體系應當側重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應當細化已有政策。在已有政策中，不少政策過于籠統，不便于實際工作者掌握操作尺度。二是應當明確正確PPP模式的基本標準。從PPP的具體形式開始，如《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了PPP的四種形式，針對每一種形式如何使用給出了較具體的標準。

    關于PPP的規范與治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認為，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重大任務。比如教育、醫療、城市市政建設，還有文化、信息、養老等等，這些公共服務嚴重不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體制的轉變，將社會資金朝短缺的領域、短板、薄弱環節引導。而PPP模式是增加公共產品供給的根本途徑。

    鄭新立認為，推行PPP模式，關鍵在于確定公共產品的價值和基礎，確定適合的價值補償機制，還應當以不增加政府債務負擔為前提條件，不能因為搞PPP項目，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抬高債務會產生不良后果。另外推行PPP模式，還需要政府各個部門配合和擔當。

    財政部相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PPP下一步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規范。要堅持“穿透管理、公開透明”的原則，堅持并強化對資本金的管理。總體來看，重點工作首先是完善頂層設計，在抓緊推進PPP立法的同時，要秉承物有所值原則，強化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加強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的監測，特別是強化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紅線的硬性約束。其次是規范項目庫管理。比如組織開展項目庫集中清理，對不具備條件的項目，要予以剔除。還要適度強化獎補力度。在清理項目庫的同時，也應該積極鼓勵支持好的、規范運作的項目。中央財政對符合條件的新建項目有“358”的獎勵機制，對存量轉型項目有2%的獎勵機制。財政部正在研究提高獎補強度，重點落實精準扶貧任務目標，對連片貧困區公共服務、基礎設施PPP項目給予更多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