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按照季度GDP增長，呈現出的曲線是一個不規則的M型，經歷了兩上兩下，到2012年第一季度后，經濟運行連續26個季度都穩定在8%和6.7%之間，今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又從6.7%下降到6.5%。綜合國內外因素，當前和今后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穩中向下的風險。

    當前經濟運行受多因素影響

    有穩中向下風險

    從外需上看，外部環境變化對我國出口增長不利因素明顯增加。自3月份以來，美國對中國出口加征關稅強度在不斷增加，不但給我國外向型經濟帶來了直接影響，更在信心和預期方面產生了沖擊。因此，今后出口增長可能會出現減緩趨勢。

    再看投資，2000年以來經過多年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我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進入最后階段，路水電氣網、廣場、大樓、公園、碼頭、港口、機場、車站已經建成，再進行大規模公共投資建設，公共投資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在產業投資方面，在中低端制造領域產能嚴重過剩，投資過度擁擠，中高端領域技術門檻高進入難度大。這種投資需求大勢不可改變，不過新興產業投資和民營投資增長開始加快，會使全社會投資增長率降幅收窄。

    第三看消費。同投資相比，消費是個慢變量。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沒有大變化、社會保障水平沒有大提高、消費環境沒有大改善的前提下，社會消費增長變動趨勢也不會出現轉折性變化。目前，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提高的，但實質上是投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帶來的，這并不表明是消費增長加快引起需求結構變化。

    今后，影響消費的因素有以下幾個，一是，前三季度購買能力較高的城鎮居民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增長5.7%，低于GDP增長率。可以預見在此收入增長條件下，居民購買力不會有大變化。另外，央行第二季度對全國50個城市2萬個城鎮儲蓄戶調查結果顯示，居民收入感受指數、收入信心指數、就業感受指數都比上一季度下降了。上半年只有24.7%的居民選擇“更多消費”，而選擇“更多儲蓄”的人達到43.5%。二是傳統產業改造，智能化、信息化的應用對農民工產生了大量替代，使農民來自打工的收入遇到困難。作者去深圳調查，發現手機面板生產用機器人替代，一個車間原來二三百人，現在淘汰只剩下十幾個人。還有，一些大城市排擠外來人口，導致就業不充分也影響收入增長，進而也影響消費。三是最近作者去安徽、山西、陜西、河北幾個地方調查，農產品市場價格出現了下降，明顯影響農民收入增長。四是有好多人忽視一個問題，收入階層分化、固化，從需求結構上制約了消費增長。目前，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收入階層之間差距拉大，導致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快、水平高，中低階層收入增長慢、水平低。2017年與2013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口與20%的低收入家庭人口相比，絕對額、相對額都在擴大。對消費帶來的影響結果是，中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收入低，缺乏購買能力；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快、收入水平高，但邊際消費傾向低，邊際儲蓄率高。這種趨勢要是得不到扭轉，消費就不會加快增長。

    第四從資金供給看，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是資金M1，今年以來，M1增長連續下降，并連續多月低于M2，1月M1增長8.8%，6月份4%，已連續4個月低于M2。它表明當前市場流動性低于去年。今年1月份以來央行已經4次定向降準，釋放流動性。同時，市場融資利息也在上升。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矛盾依然突出。與去年相比，今年市場資金是短缺的。作者判斷是，資金供給短缺影響經濟穩定增長。

    第五從匯市、房市、股市看，在美元進入升值通道以后，6月13日第7次加息后，9月又加息一次。在此情況下，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在加大，匯率可能會很快破7。“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將是常態，房地產投資增長率下降，商品房銷售面積、銷售額增長率都在下滑，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都在變弱。再看股市，在暴跌之后雖有回穩，但市場預期不確定，影響人們預期。

    第六從工業實際增長看，當前在國內需求沒有大變化，國際需求受貿易保護因素影響出現了緊縮趨向，這可能會給我國本來就產能過剩的制造業帶來沖擊，產能過剩將加劇，制造業可能會出現收縮。根據以上分析，我認為今后經濟增長走勢不會向上，穩中向下風險會繼續增加。

    原有增長機制

    難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當前，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在新時代依靠原有增長機制和原有調控方式，很難將經濟轉向高質量增長周期。盡管2012年以來，我們推出一系列穩增長的措施，比如增加貨幣供給，M2從2012年的97.42萬億增加到2017年的167.68萬億元人民幣，五年凈增加70.26萬億元，期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增加到82.7萬億元，就是說2012年到2017年GDP增長了40.97%，而M2增長了72.13%。還有，國家推出了十幾個工程包，有507個項目，從2014年9月份到2016年底，完成公共投資是7.92萬億。加上去年8000億元的鐵路投資和1.8萬億的水路公路及農村道路投資共2.6萬億投資，過去四年多公共投資共完成10.5萬億元，平均每年超過兩萬億元。如此強大的調控力度，但經濟增長率趨勢卻是從8%平緩邁向6.5%左右。

    這與2008年那次調控情景完全不同。當時政府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經濟增長很快從2009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6.2%上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為什么？因為，過去30多年里，中國經濟增長都是一種機制，投資打頭，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經濟增長在一種機制作用下有規律變動，下了就擴大需求，上了就需求緊縮。到了2012年以后這種機制不靈了。新時代需要新的增長機制，在原有增長機制下用傳統調控辦法，推動經濟增長效果大幅度下降。所以結論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遇到大的結構性問題，需要動大手術，無法用簡單辦法來解決。

    體制機制改革和

    宏觀政策調控重點做大調整

    加快培育形成新動能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重中之重。在以傳統制造為主的產業結構主導下，僅靠增加投資、增發貨幣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必須選擇和培育新的增長機制，這就是消費打頭，內需導向，中高端產業帶動的增長機制。如果增長機制不能及時有效轉換，下一步經濟增長率還會下滑。

    經濟增長動能的形成，并不是靠單一的擴大供給能力形成的，無論是傳統供給還是新興供給，沒有需求側的響應和對接，只能是形成過剩。因此，經濟增長動能是供給與需求的動態均衡對接。在國際市場需求阻力加大情況下，追求供求動態均衡重點要轉向國內。從目前看，經濟增長新動能的成長和形成，既在供給側，也在需求側。從需求側分析，從三方面可為經濟運行帶來新的增長，第一，挖掘和釋放中低收入群體被收入政策和社保制度長期抑制的補償性消費；第二，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由人口城鎮化和中產階層成長帶來的增量消費增長；第三，由于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社會消費結構轉換，帶來了新興消費需求的增長。與需求側相對應，供給創新也可從三方面形成新的增長，第一，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培育形成一批對經濟增長能起到支撐作用的支柱產業。第二，發展一批能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起到帶動作用的戰略性產業。第三，發展形成一批能善于創新、對產業升級和產品質量提高有推動作用的創新型企業。這批企業應該是沒有所有制歧視的多元化結構。

    為了實現經濟增長機制轉換，促進新動能成長。我國的體制改革方向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重點要做大調整。

    在對外方面，要實行新的對外開放。消費打頭、內需導向、中高端產業帶動并不排斥對外開放，而是要實現更高層次的開放。在新的增長機制下，作為世界主要一員，中國不可能忽視比較優勢，完全生產出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還需要從世界進口大量消費品，也要出口我們的優勢產品，引進先進關鍵技術。并且，隨著WTO規則的可能變化，中國必須首先是改變自己，適應世界。改革自己不適應自由貿易、與世界貿易規則相抵觸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比如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國企從競爭性領域和環節逐漸推出；全面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其次是，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是對中國最有利的世界。目前，發達國家之間正在醞釀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推進自由貿易。這對我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們一定要抓住機遇，加快進行多邊、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優先同世界主要經濟體實現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再次，開展務實外交，少喊口號多做實事，弱化“中國模式”的輸出，盡量淡化中國色彩，“悶頭做生意，不當領頭羊”，避免大國摩擦，避免過多外交成本支出。在新時代，只有實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主動適應世界，才能融入世界，走向世界中心，否則將被邊緣化。

    在財政政策方面，要圍繞經濟增長新機制形成進行大調整，要做好加減法。減法包括：第一，壓縮一些不必要的財政支出，減少一些與居民消費福利關系不大的支出項目，特別是要減少甚至取消那些對居民消費福利有擠壓作用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其他支出項目；第二，繼續為企業創新和居民消費減稅降費。建議進一步加大企業增值稅的減稅力度，在全面取消出口退稅政策的同時，企業增值稅率統一下調五個百分點。還有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可考慮較大幅度提高起征點，除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扣除外，可考慮將居民首套購房還貸納入稅前抵扣的同時，實施由政府擔保的免息貸款政策。還有，應進一步簡化個稅檔次，建議從目前七檔減為三檔，并降低各個檔次的所得稅率。第三，凡是開展研發活動的企業、單位或個人，發生研發費都應實行研發費加計扣除所得稅優惠政策，并且加計扣除所得稅稅前比例可適當提高；對有研發活動企業或單位，當年發生基礎設施和設備投資，可實行按投資額100%抵扣所得稅。

    加法包括：第一，適當擴大國家財政債券、基金支出規模，為擴大內需和調整經濟結構服務。第二，擴大與居民消費直接有關的投資規模，向衛生醫療、康養、教育、生態環境治理投資；第三，在城市公共投資空間變小的情況下，應該將公共投資重點轉向農村，開展較大幅度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持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實施。第四，較大幅度提高城鄉基本醫保、基本養老的財政補助標準，并適當提高貧困人口的救助標準。第四，加強對各類創新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科技創新提供一批先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平臺。

    在貨幣金融政策方面也要進行適當調整。當前應該在堅持穩杠桿、防風險前提下，為擴大社會消費需求提供便利條件，為實體經濟特別是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提供優惠信貸支持。鑒于外需、投資下降，企業融資困難，可適度放寬金融機構的資金供給，可以再行定向降低準備金率。還可通過中期借貸便利（MLF）工具投放中長期流動性。還有，銀行應放寬中小企業貸款條件，對農村中低收入人群發放優惠貸款，支持產業扶貧。為了解決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民間企業“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可由政府發起聯合金融機構設立政策性融資擔保基金，開展股權投資、再擔保等形式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還有，金融領域要進一步降低國有壟斷，有序健康發展民間金融業，為金融服務多元化創造條件。

    深化體制改革，在政府管理方面，要進一步減少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微觀干預，改善企業的營商環境以增加活力，在企業注冊登記、施工許可證發放、知識產權交易和保護、資金籌集、稅費繳納、跨境合作等方面，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繼續減少不必要的審批事項，增加和提供永久化的便利服務。要重啟國有企業改革，改革路徑是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從“管一切”轉向主要管資本，從進入一切產業領域轉向有進有退，在競爭性領域和競爭性環節，要退足退夠；在純公共領域要進足進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