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一年前年央行關于匯率的的金句嗎——人民幣匯率“破7”，這個“7”不是年齡，過去就回不來了，也不是堤壩，一旦被沖破大水就會一瀉千里；“7”更像水庫的水位，豐水期的時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時候又會降下來，有漲有落，都是正常的。此后的匯率走勢，證明了央行的表態。

    從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大幕拉開至今，5年中，人民幣匯率機制經歷了什么？改變了什么？小編今日請專家來為大家回顧和展望。

    “這五年，人民幣匯率雙向走勢的效果更加明顯，改變了以往單邊升貶值的情況”，東方金誠研究發展部技術總監曹源源在接受證事聽君采訪時表示，一是人民幣匯率的參考范圍變廣且更加靈活；二是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更加跟隨市場供求變動反應，且機制更加透明。

    推動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

    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

    在實施改革之初，央行就明確表示，匯改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推動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央行行長易綱曾表示：“一個市場化的機制更有利于長期的穩定，對人民幣的信心和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實際上是利好消息。”

    對于匯改的宏觀經濟大背景，曹源源表示，中國2015年進入金融危機刺激政策效應消退期，經濟增長出現中樞下移特征；而彼時全球貨幣政策格局是美元進入加息周期，歐日仍處于量化寬松進行時，在此狀況下，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高估狀態，在人民幣幣值高估對中國維持經濟增長趨勢帶來不利影響之際，改變以往的人民幣匯率單一盯住美元、轉而參考更加廣泛的一籃子貨幣成為訴求，恰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考慮是否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重要時間段，推進人民幣市場化的“8·11”匯改適時而生。

    “此次匯改是人民幣市場化改革整個進程中的關鍵性舉措，往前追溯至2007年，期間人民幣匯率每日浮動幅度經歷了從±3‰擴大至±5‰，再從±5‰擴大至±1%，再從±1%擴大至±2%，±2%實際運行了一年半，這顯示出匯改前人民幣匯率已經呈現出一定的市場化特征，這也為推進旨在形成更加反映市場實際供求關系的中間價報價機制提供了必要的準備條件”，曹源源補充說。

    聯儲資管投資研究部總經理袁東陽對證事聽君分析認為，彼時實施匯改，一方面能在短期內糾正人民幣實際匯率過高的狀況，給處于增速下行和結構性調整中的中國經濟提供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并通過吸收更多的市場因素，使匯率能夠成為緩解資金外流壓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從中長期看，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均需要一個相對合理的匯率作為基礎。宏觀政策的“三元悖論”早已證實，要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必須放棄匯率穩定，實行浮動匯率制。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涉及資金跨境流動，而作為大型經濟體，貨幣政策一定需要保持獨立，那么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自然而然的。

    有效對沖市場情緒順周期波動

    5年來，央行持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同時，注重預期引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5年間通過動態調整逆周期調節因子權重、調整報價時段、增加貨幣籃子樣本數量等措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王有鑫對證事聽君表示，一是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更能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的變化，中間價與前一日收盤價之間的背離程度明顯收窄。二是人民幣波動性明顯提高，“8·11”匯改以來整體上經歷了4輪升貶值周期變換，市場預期出現分化。三是政府對匯率波動容忍度更高，調控手段由之前的直接入市干預轉為主要采取市場化手段。四是市場主體更加理性，居民和企業非理性購匯行為減少，人民幣波動不再引起嚴重的資本外流。

    在曹源源看來，這次匯改之后，人民幣匯率機制變化主要呈現為：一是，為踐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央行更多依賴公開市場操作等市場手段，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較均衡匯率的偏離程度出現系統性收窄；二是“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雙錨機制確立；三是CFETS貨幣籃子美元權重調降。其中，央行持續推動對中間價定價機制改革，中間價形成機制從增加“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到2016年年底擴充一籃子貨幣種類，再到2017年2月中下旬縮減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計算時段，再到2017年5月底引入逆周期因子，最終形成“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的中間價報價新機制，有效對沖了市場情緒的順周期波動，匯率調控的自主性增強。

    匯改與人民幣國際化相攜前行

    曹源源表示，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匯改的方向性變化將會呈現出幾方面的特點。

    一是，強化市場供需對比變化對人民幣匯率的作用，弱化央行外匯干預，尤其在此過程中弱化人民幣匯率“底線”思維，不將人民幣匯率固定在某一水平。

    二是，加強預期管理，注重引導市場建立合理、穩定的人民幣匯率預期，適度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幅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三是，匯改的節奏仍會以配合國內貨幣政策目標為主，且穩定的人民幣匯率預期更為重要，因此為確保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建立人民幣匯率穩定預期，我國在資本項目開放方面不會過快。

    四是，匯改與人民幣國際化相攜前行，配合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的目的，未來我國在促進跨境資金雙向流動性、提高離岸人民幣流動性、豐富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市場等方面或有更多嘗試。

    在袁東陽看來，匯改大方向還是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實現清潔浮動。目前的當務之急主要包括幾點：一是，改進匯率調控方式，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比如擴大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波動幅度；二是，加強外匯市場建設，包括增加市場交易主體數量和多樣性、放松交易限制以及豐富交易產品，等等。此外，提高其他貨幣匯率對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影響程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穩定，也是匯改過程中需重點關注的目標。

    “匯率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匯率具有易超調的屬性，當前保持匯率相對穩定既是維持經濟競爭力的需要，也是穩定信心和預期的需要。”王有鑫認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可能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作為聯系內外經濟的紐帶，匯率穩定將面臨更多挑戰。匯率改革要在考慮經濟承受力的基礎上穩步推進，防止匯率成為放大經濟波動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