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杜雨萌

    國企混改無疑是近年來國企改革的重要著力點。而去年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正式啟動，一方面標志著國企改革步入“深水區”；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已取得較具實質性的進展。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企業研究室副主任李紅娟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本輪國企改革突破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預計伴隨著國企改革三年行動的啟動，將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即通過建立和完善更加適應市場發展的機制，優化和調整混改企業利益相關者的權責利關系，激活企業運營活力和決策效率等，以提高企業整體效益。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雙向混改”或“二次混改”有望成為新發展方向。

    事物的質變，一定會先經過量變的積累。就近年來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取得的積極進展，國務院國資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在2020年央企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稱，首先，混改的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大；其次，混改有效促進了企業的經營機制的轉換；最后，混改也更好地推動了國有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的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具體來看，在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2013年以來，中央企業累計實施混改4000余項，引入社會資本超過1.5萬億元。目前，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戶數占比已超過70%，比2012年底提高近20個百分點；地方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戶數占比達到54%，引入社會資本超過7000億元。與此同時，電力、民航、電信、軍工等重點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亦穩步推進，上市公司更是已成為央企混改的主要載體。

    再從所有者權益來看，據國資委披露的數據顯示，中央企業所有者權益中，引入社會資本形成的少數股東權益，已由2012年底的3.1萬億元增加到2020年的9.4萬億元，占比由27%提升到38%。另外，中央企業對外參股的企業已超過6000戶，國有資本投資額超過4000億元。

    李紅娟表示，混改不僅包括在國有企業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國企改制以及重組等，也包括通過國有資本參股非公企業、以及國有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的方式實現“雙向混改”。當然，在“雙向混改”的選擇上，未來也需要更多地去運用市場法則推進混改，依法依規審慎推進混改，在混改對象選擇、方案設計、股權結構設置，乃至資本退出上都應堅持規范化運行。

    在彭華崗看來，這種雙向的混改，推動了各類所有制企業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培育形成了一批行業領軍企業和專精特新的“隱性冠軍”企業。

    但他也強調，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而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部。不能片面地以混改的數量、比例、進度、范圍等作為國企改革的標識。

    作為地方國資國企改革的重要領跑者，為進一步推動企業深化改革提質增效，稍早前，上海市國資委黨委副書記董勤在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給出的“參考答案”是：支持和引導國有股東持股比例較高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戰略投資者作為重要積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實施“二次混改”。

    “所謂的‘二次混改’，其實是相較于前一階段的混改成效來說的。”在李紅娟看來，與“二次混改”相比，此前的混改或更多體現在混資本層面以及硬實力方面的聯合，包括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的改變等，但顯然，“二次混改”將更加側重于軟環境的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即以“改機制”為核心，從混改涉及的領域、層級、環節等眾多方面，呈現出更深度、更廣度的特征，而改機制則主要在治理機制和市場化機制兩方面發力，其中，治理機制是基礎，市場化機制是關鍵。

    針對此次上海提出的支持和引導國有股東持股比例較高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二次混改”，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研究員劉興國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對于深化國資國企改革、促進國資國企改革取得決定性改革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他解釋稱，于國企而言，此前的混改可能更多是具有探索性的意義，改革的步子邁得相對較小。而通過“二次混改”，可以在總結前期混改經驗的基礎上，將改革的步子邁得更大一些，能夠拿出來轉讓的股權也會更多，而更大持股比例也就意味著更多的話語權，這無疑將有助于吸引優質戰略投資者的加入，從而推動混改企業體制機制改革，讓改革真正取得實質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