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人民幣國際化和數字人民幣的跨境推廣使用成為中外關注的話題。數字人民幣和人民幣國際化部署之間有無聯系，未來數字人民幣會在一帶一路上率先跨境使用嗎？

    4月21日，周小川在對媒體回應此問題時表示，數字人民幣未來在跨境支付上的潛力如何，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問題，要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人民幣的使用份額會不會增加。如人民幣使用程度增加，數字人民幣的使用自然也會增加。現在要做的是逐步提高人民幣信譽、可自由使用性，同時也要改進基礎設施，包括跨境支付系統等工作。

    人民幣國際化的背后取決于中國經濟。在中國經濟保持增長的態勢下，大家會綜合考慮人民幣的穩定性、可兌換性、實用性，以及人民幣頭寸的投資，是否能做正常的存款和保值增值。總之，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一種選擇是一個漸進過程，是由市場主體自主決定的。

    美國量化寬松印鈔票，輸入型通貨膨脹會必然出現嗎？周小川稱，疫情發生后，全球不少國家采取財政貨幣擴張政策。現在國家全球宏觀政策的溢出性越來越明顯，而在過去，這種溢出比較小。他強調，過去的通脹理論并不一定完全適應這次的情況，多印出來的鈔票有可能走傳統意義上的通脹渠道，也可能不走通脹渠道。為了應對疫情做出的貨幣政策調整，會有一定的代價，但代價具體是什么，還要去觀察，慢慢搞清楚。總體來說，什么政策都有優缺點，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要適度。

    疫情令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償債能力變弱，債務償還上增添了變數。如何看待一帶一路國家的債務問題？

    周小川表示，債務問題在疫情以前就存在，疫情發生后，一些國家這個問題加重了。有些國家首要地把公共資金用于做好當地防疫是合理的，如果手頭資金首要用于還債的話，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支出就會受到影響。

    另外，疫情后有很多國家出現停工停產的現象，有些國家的貿易受到影響，出口收入減少，公共債務攀升，可能就需要幫助。針對這些現象，G20采取了措施，比如債務暫緩，同時做一定的利率減量。

    “但是我觀察下來，還是不要輕易地提消債。這樣容易造成道德風險，也會影響這些國家的國際評級，評級下降后它們新融資會遇到困難。”周小川說。

    博鰲亞洲論壇上，與會的各國金融主管官員和機構高管，都有一個共識，即“3060”碳目標的實現，離不開金融機構的助力。對于國內金融機構而言，要在支持實體經濟的同時，平衡自身經營需要和推動節能減排之間的關系，并非易事。碳中和目標的實施，對金融機構會產生什么影響，如何兼顧多重目標？

    周小川表示，金融機構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主要是通過資金配置的偏向，大量地偏向于低排放的新型產業，支持科技創新帶來新的減排零排，不那么傾向于碳排放多的企業和行業。

    他提醒，金融業在這個過程中，要特別重視市場的作用、價格引導的作用，以及風險控制。

    周小川還表示，他對于科技創新促進“3060”碳目標的實現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未來，科技創新會讓能源行業出現很大面貌的變化，對于整個經濟社會，包括人們的居住、交通模式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個轉變可能在2030年到2060年之前發生，有所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