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魏書光

    這一次美國“滯脹”的實錘來了。隨著美歐兩大經濟體公布今年一季度GDP數據，一個年化環比下降1.4%，陷入負增長，一個環比增長0.2%，幾乎零增長，再結合3月份美國CPI同比增長8.5%，且美國3月核心PCE物價指數同比升5.2%，而歐元區CPI為7.5%，可以說，美歐均已經陷入典型的“滯脹”。

    由于俄烏沖突爆發，能源價格暴漲，這一局面使得歐美經濟更加類似于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上世紀70年代的能源危機源于歐佩克（OPEC）減產，這些國家停止出口原油到西方國家，限制了能源的供應，推動了歐美發達經濟體的長期通脹高企。

    當下，同樣的供給側因素再度上演。在俄烏沖突、疫情擴散、去全球化等因素推動下，全球供給側的沖擊時間在越拉越長，常態化趨勢已然成型。全球各大經濟體又從疫情中恢復過來，需求提升了很多，而供應卻不足。這個局面下，美聯儲開始激進，以利率上調和資產負債表縮減的方式，壓制需求側擴張，以求降低通貨膨脹。

    從去年11月美聯儲開始大幅轉鷹、下定打壓高通脹決心之后，鮑威爾等多名官員頻頻向市場釋放加快收緊的政策信號。自今年3月起開啟加息25個基點后，鮑威爾日前暗示，美聯儲可能在5月初的貨幣政策例會上加息50個基點。

    這已經推動美國乃至全球市場利率出現大幅抬升。其中，10年期美債收益率由年初的1.5%升至近3%，大幅提升近150基點；30年期按揭貸款利率由3.1%升至5.37%，累計升幅超過200基點；投資級企業債收益率由2.35%升至4%左右。

    當前，全球1.5萬億美元公司債市場的“負收益率盛宴”結束了，許多大型經濟體的債券收益率推至多年來的最高水平。今年一季度，美國公司債市場創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差季度表現，歐洲投資級債券市場表現為疫情暴發以來最差。

    目前，衡量美元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的美元指數已突破103.93，達到2002年底以來從未有過的水平。而歐元匯率創下5年新低，日元匯率創下20年新低。這將進一步拉動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增長。而貿易狀況已連續6個季度對美國GDP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借鑒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治理來看，當務之急是美國應該加大對于全球主要供給方的合作力度，而非背道而行。更何況，當下的美聯儲貨幣政策既沒有力度，也缺乏國際協調，長期有效性值得懷疑。在這種局面下，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不得不在高利率、高通脹和高波動的市場環境下，切實保護好本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