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習近平總書記對金融與經濟關系的形象說法，強調了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作為我國金融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銀行業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十年間，銀行業聚焦回歸本源、專注主業，重塑表內與表外的經營行為，表內資產配置回歸“存貸為主”，表外則向凈值化、標準化靠攏。

    我國銀行業由此規模不斷壯大，并逐步實現由大到強、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變革，在全球金融市場“抬起頭”。同時，銀行業“躬下身”，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服務質效顯著提升，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結構調整提供了源頭活水。

    重構資產負債表

    2017年無疑是中國銀行業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前，通過資本消耗、跑馬圈地以規模增長帶動整體市值增長成為一致選擇，同質化發展是當時繞不開的主題。

    其結果一方面體現為快速擴張——銀行業總資產規模在2011年、2016年跨越兩個百億臺階，年復合增長率超過18%；但另一方面，這也是盲目加杠桿的一段膨脹時期，非信貸資產擴張態勢明顯，影子銀行、同業空轉、監管套利等亂象頻現，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這顯然與國內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深刻嬗變并不相符，“刮骨療傷”勢在必行。2017年初以來，銀行業堅決清理整頓脫實向虛、以錢炒錢活動，金融生態逐步好轉。

    這一年，銀行業資產規模增速自2001年以來首次降至個位數，并在隨后數年保持低速增長態勢。此后，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得到根本扭轉，高風險影子銀行較歷史峰值壓降約25萬億元。

    與此同時，貸款增速開始顯著超過資產規模增速，在銀行業總資產中的占比亦連續提高，銀行資產負債表得以重構。2017~2021年，6家國有大行各項貸款占資產的比重由不到52%升至58.6%，12家全國性股份行這一占比更是由45%左右升至58.2%，回歸本源、專注主業的效果愈發顯現。

    對習慣于壘大戶、賺快錢的銀行而言，放棄“規模情結”并不容易，其中不乏銀行通過“縮表”方式應對，甚至出現營收、利潤負增長，一些銀行高管直言“那是最難熬的日子”。

    但“降速換擋”是有必要的。隨著銀行資產業務進一步回歸本源，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得到持續提升。如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所言，十年間，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循環逐步形成，金融脫實向虛得到扭轉，社會金融秩序基本實現“由亂到治”。

    “降速”也并不意味著規模不再重要。于銀行而言，資產規模是質量的分母、效益的源泉、轉型的基礎，是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要求，決不能把規模增長當成洪水猛獸，而更應該在保持規模合理增長的同時，改善“大而不強”的“虛胖”體質。

    截至2021年末，我國銀行業總資產達344.8萬億元，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市場。在最新公布的全球1000強銀行排名中，我國合計141家銀行上榜，一級資本和資產增長速度超越美國同行，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已成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

    成績是最好的佐證。在“降速換擋”的過程中，中國銀行業資產負債結構更趨合理，一大批突出的風險隱患得到消除，風險抵補能力持續改善，一張更加扎實而穩健的資產負債表支撐起銀行業總量更大、結構更優的可持續發展。

    這也筑牢了我國金融業乃至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盤——既有能力抵御、化解金融風險，也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持續不斷、強勁有力的動力支撐。

    普惠金融見成效

    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重構，不僅在于存貸款占比的升高、非信貸資產占比的下降，也不意味著信貸資源“泛濫”，更應該被關注的是，銀行表內信貸投放結構在此次“重構”中得到了顯著優化。

    一些銀行將這整個過程總結為“做精表內”，即在加大金融總量供給的同時，提升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服務質效。

    普惠金融特別是小微金融服務的快速發展，就是其中重點。肖遠企透露，過去十年，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普惠型涉農貸款年均增速分別達到25.5%、14.9%，大大高于貸款平均增速。這既是銀行業堅持主業、回歸本源的重要體現，也為其經營轉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需要承認的是，隱性兜底、“大而不倒”、不良追責機制缺陷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銀行業過去“趨利避害”地將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平臺、國企、地產、大型民企等領域，缺乏做小微業務的內在動力。

    即便監管部門很早就關注到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并要求銀行業在小企業融資業務方面進行風險定價、核算、審批、人員等“六項機制”創新，但傳統銀行對小微信貸仍然普遍存在“不敢做、不愿做、不會做”的情況。

    打消銀行的疑慮，有賴于決策層的鼓勵與推動。2013年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大力發展普惠金融，讓所有市場主體都能分享金融服務的雨露甘霖；2016年初，國務院印發關于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習近平總書記一番講話更是引起強烈反響，“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振聾發聵。

    期間，監管層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政策制定與導向要求逐漸細化，從支持全口徑小微貸款發展到側重普惠小微貸款，政策訴求從單一強調“增量”到“量增、面擴、價降”并重，并將“首貸戶”納入考核，提高小微不良容忍度，著力疏通小微企業融資堵點、破解融資難題。

    商業銀行也在政策東風之下發力普惠金融，挑起身上所肩負的服務中小微的責任與擔子——大行紛紛“下沉”布局，區域性銀行深耕本土差異化經營，都用自己的方式參與這一金融服務大潮。

    可喜的是，已有個別中小銀行扛住高成本收入比、產能桎梏，立足區域優勢，長期踐行小微金融，終究越過山丘，走出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小微銀行”品牌之路。

    普惠金融大發展也離不開銀行業數字化轉型這一現實趨勢。而今，銀行服務小微不僅需要內部構建敏捷組織，更需要借助科技支撐，實現批量獲客、精準風控。例如，利用數字化、線上化轉型，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技術等先進技術，個性化定制金融產品，合理化把控中小微企業的風險、成本以及放款規模。

    不局限于簡單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普惠金融更深遠的意義正在顯現，讓更多的人享受到良好的金融服務，改善經濟并提升生活水平，甚至實現脫貧致富。

    理財回歸“真資管”

    做精表內的同時，銀行表外業務也在十年間從“脫韁”轉向“正途”，從“做大”走向“做強”，銀行理財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17年，是銀行理財發展的轉折之年。這一年，原本“藏身”于表外、為表內做資產的“影子銀行式”銀行理財，開始在監管層層約束下真正走上代客理財的回歸之路，基于過去十余年積累的規模優勢迎來了一次“蝶變”之旅。

    銀行理財的規模爆發期始于2008年底。彼時，在一攬子政策刺激之下，表外融資需求迅速崛起，需要融資的項目被包裝成非標資產，加上由某些地方政府隱性信用背書和土地增值預期提供的穩定高收益，資金、資產兩端一拍即合——商業銀行一邊吸收理財資金，另一邊用這些資金配置非標資產，逐漸形成集合了資金池、期限錯配、滾動發行、剛兌等標簽的中國特色“銀行理財”產品。

    由于銀行理財利用資金池、發新產品兌付舊產品、同業理財等工具保證剛兌，大量用戶沖著保本保收益的預期而來，推動著銀行理財規模節節攀升，僅2013~2015兩年間，銀行理財規模就由10萬億元擴張至23.5萬億元。

    然而，銀行理財逐漸演變為商業銀行的“表外存貸”業務，風險隱患也隨著理財規模的攀升銖積寸累。整改被提上日程，監管重拳已蓄勢待發。

    2018年，資管新規、理財新規兩大重磅文件先后落地，明確銀行理財“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業務本質，直指剛性兌付、資金池、期限錯配風險等市場頑疾。

    隨后數年，監管部門從現金管理類理財產品、估值方法切換、流動性風險、理財子公司管理等不同方面，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動銀行理財實現“真凈值”，充實和完善了理財業務的監管框架。2021年底，3年資管新規過渡期結束，絕大部分銀行如期完成理財存量整改計劃。自此，銀行理財也揭開了與其他資管機構同臺競技的大資管時代新序章。

    截至2021年底，銀行保本理財產品規模已由資管新規發布時的4萬億元壓降至零；凈值型產品存續余額26.96萬億元，占比92.97%，較資管新規發布前增加23.89萬億元。

    目前，已有29家銀行理財子公司獲批籌建，其中25家已獲批開業。理財子公司產品存續規模占全市場的比例近六成，已發展成為理財市場重要的機構類型。

    短期來看，打破剛兌后的銀行理財產品收益曲線陡然走峭，客戶承受本金受損風險增大，但這也意味著銀行理財與客戶真正成為“命運共同體”，“以客戶為中心”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理財子公司的核心發展理念。

    正如光大理財原董事長張旭陽所言，未來5年，無論是什么樣的資管機構，采取什么樣的發展策略，需要建設的核心能力都是從投資者的角度出發，在技術和數據支持下，對世界更好地認知，對資產和投資者更好地理解和適配。

    轉型升級正破題

    回顧我國銀行史，實際上也是一部轉型史。轉型并非一句時髦口號，也不是理論問題，而是結合經濟、市場環境變化與自身資源稟賦作出的經營選擇。

    過去十年的銀行轉型也是如此。不可否認，過往的“房地產-地方政府-金融”三角循環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愈加不可持續，甚至帶來房價過高、地方政府負債率過高、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的金融資源受到過度擠占等系列問題，銀行業此時也難免陷入“資本消耗-規模增長”的循環。

    一些銀行意識到問題所在，通過大力布局零售銀行業務、發展表外業務轉向“輕資本、輕資產”經營，通過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科技應用水平實現“輕成本”，在“輕型銀行”建設過程中取得突出成績。

    數據顯示，以目前42家A股上市銀行為統計樣本，2012~2021年，其非利息凈收入在年度累計營業收入中的占比由20%左右升至近27%，對凈息差的依賴顯著減小，輕資本轉型卓有成效。同時，銀行業零售業務收入貢獻度普遍提升，收入結構更加均衡。得益于經營方式的轉變，個別銀行在實現內生性增長的同時，打造出自身的差異化經營特色，也在資本市場享受了更高的估值溢價。

    而隨著我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化，“科技-產業-金融”新三角循環正逐步形成，如何在穩住傳統領域的同時積極進入新興賽道，對銀行業轉型升級提出了新的挑戰。

    此時，銀行不止要經營好自身的表內和表外“兩張資產負債表”，也要轉變到同時經營“客戶資產負債表”——在為客戶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國信證券金融業首席分析師王劍認為，強化內部協同，打通從資產供應到產品供應再到資金供應這樣一個服務鏈和價值鏈，進一步完善財富管理、資產管理、投資銀行全鏈條一體化的經營體系，是未來大中型銀行轉型的重要方向。

    同時，受自身規模、經營區域和牌照等所限，大部分城商行和農商行難以走大中型銀行綜合化的轉型之路；面對發展困境與資源約束，中小銀行應深耕本地中小企業，走錯位發展的道路。但在新的經濟形態下，中小銀行傳統業務模式必須有所升級，積極借助金融科技推動業務發展。

    王劍表示，新經濟形態下，銀行傳統存貸模式受到巨大挑戰，但新經濟形態也給轉型領先、經營能力較強的銀行提供了機遇，未來兩條轉型路徑中都有望走出優質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