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光伏產業發展進入“至暗”時刻。

    2011年10月，德國最大的太陽能公司SolarWorld向美國商務部提交了一份專門針對75家中國光伏企業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申請。當時國內光伏企業不堪“雙反”制裁，產能過剩，國內企業一片“哀鴻遍野”。

    十年過去，中國光伏產業一路走來，終于迎來“高光”時刻。截至2021年，組件產量連續十五年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產量連續十一年居全球首位，新增裝機容量連續九年居全球首位，累計裝機容量連續七年居全球首位。

    十年前的產業困境：“兩頭”在外

    早期，中國光伏產業鏈的“兩頭”——上游硅材料和下游光伏發電市場都在海外，國內企業做的多是附加值較低的下游產品的生產制造。

    當時，產業鏈上游的晶體硅材料主要為歐美和日本的傳統七大廠商所壟斷。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2008年美國的HemlockSemiconductor和MEMC（現為SunEdison）、挪威的REC、德國的Wacker（瓦克）、日本的Tokuyama（德山）、三菱和住友等七大廠商的多晶硅材料供給量占全球供給量的70%以上。

    為了擺脫“被牽著鼻子走”、議價能力和抗風險能力“雙低”的困境，在二十世紀的后十年，中國光伏企業“苦練內功”，從技術和產能等各方面奮起直追。

    光伏龍頭企業隆基綠能（601012.SH）創始人兼總裁李振國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2006年起，我們開始對技術路線進行深度分析，哪條技術路線擁有最低的成本？比如我們對比晶硅和薄膜、單晶和多晶的物理特性，對比聚光電池和常規晶硅電池的光電轉化極限，最后結論是單晶的技術路線成本最低。經過計算我們發現，即使某些技術做到零成本，單晶依然具有優勢，在清晰認識到這一點后，我們在技術路線上做出了改進。”

    “2014年，我們介入產業鏈下游做電池和組件，那時候我們向下游多個組件廠溝通單晶技術路線，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因此，考慮到技術、市場和未來的度電成本，我們只能自己去做組件。最開始沒有建產能，只做了小規模的產線，主要由外面代工，最多時候有30多家給我們代工，包括電池也是外采的。但是這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組件廠標準不一、質量不好把控等。我們自己做，無論是質量還是成本都更有優勢，因此選擇擴產。”李振國表示。

    2015年起，產業鏈“兩頭在外”的困境逐漸改善，轉向“內外兼修”。

    產業鏈上游多晶硅的產能逐漸向國內轉移，我國對進口多晶硅的依賴度逐步降低。中國光伏行業協會CPIA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多晶硅產量為34.5萬噸，中國產量占47.5%；2017年，我國多晶硅的產能和產量首次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到2021年，全國多晶硅產量提升至67.1萬噸，中國產量占比提升至75.3%。

    下游市場方面，2013年我國新增裝機容量10.95GW，首次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光伏應用市場，并在此后保持持續增長。2015年，中國新增光伏裝機量15GW，同比增長41.5%，占全球新增裝機量53GW的28.3%，連續三年位居全球新增光伏裝機量第一。

    行業“洗牌”

    但是，產業的發展絕非一帆風順。

    中國光伏企業經歷了歐美“雙反”制裁等重重難關，光伏行業面臨一次次的“洗牌”。

    2011年起，歐美開展“雙反”圍追堵截，淘汰了一大批代工廠，國內光伏企業開始轉型。

    “2011~2012年的時候，美國先提出‘雙反’然后歐盟跟進‘雙反’制裁，當時很多聲音覺得，金融危機后又遇到這個危機，中國光伏企業沒辦法生存了。”無錫薩科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副總裁夏家喜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事實上也確實有很多光伏企業破產退出。當時市場急速萎縮，需求減少，電池片一下子崩盤，原材料價格持續下降，出現‘買漲不買跌’的現象。當時的代工廠還是以人工為主，不像現在以自動化為主，一家普通的工廠都要兩三百個工人，一方面沒有足夠的海外訂單，再加上當時國內市場還沒有打開，導致大批的代工廠只能關掉。”

    東方日升（300118.SZ）的一位銷售高管日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2013~2014年到2018~2019年的這段時間，我們國內的光伏企業的產能被迫往東南亞轉移，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要規避歐洲和美國的‘雙反’制裁，保住歐盟市場。當時最早的尚德、英利、天合等企業就是最早一批去投資建廠的，但是海外建廠也面臨很多政策風險。”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當時歐盟的“雙反”制裁，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反傾銷稅的計劃涉及100多家光伏企業，稅率的浮動范圍在37%至68%之間，平均稅率達47.6%。這個稅率也意味著，中國光伏企業將完全喪失競爭優勢，歐洲市場也對當時的中國光伏產業“關上大門”。

    “當時國內很多光伏企業受到硅料價格突然暴跌的沖擊，這些企業接訂單的時候原材料價格很高，也簽了長單。‘雙反’制裁后需求暴跌，一下子跌掉三分之二的成本，這時候就算客戶已經付了20%~30%的預付款也會選擇干脆不要了，所以導致當時有很多訂單砸在手里了。而早期光伏產業的特點是投資成本很高，包括光伏設備、人員等等，撐不下去只能將設備變賣，廠房關掉。”夏家喜進一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但是換句話說，歐美的這些圍堵也練就了有競爭力的國內企業。其中，有技術的光伏企業靠補貼和扶持度過了最難的幾年，發展到現在成為一體化大廠。”

    2018年，“5·31政策”的頒布又給高速發展的中國光伏產業踩下一腳“急剎車”。業內認為，“5·31政策”比肩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3年歐美“雙反”，稱得上光伏產業的第三次危機。

    所謂“5·31政策”，指的是2018年5月31日，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聯合下發《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文件要求，暫停下發2018年普通光伏電站指標，暫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電站建設規模，僅安排1000萬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設規模，各地在國家發文啟動普通地面電站之前不得安排需國家補貼的普通地面電站，進一步降低光伏發電的補貼力度。

    通威集團（600438.SH）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公開表示，“5·31政策”的出臺改變了光伏產業的很多發展預期，對實體制造業和股市都造成了嚴重影響，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造成了約5000億元的實體和虛擬的損失。

    當時市場彌漫著對于需求的悲觀預期，擔心步德國后塵。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2012年德國取消光伏補貼后裝機容量經歷“斷崖式下跌”，從7.6GW跌至3.3GW.此后每年的新增裝機徘徊在1GW至2GW的低位，規模縮減導致德國本土光伏生產企業在一到兩年內陸續折戟沉沙。

    受“5·31政策”影響，一大批落后產能被淘汰，新一輪行業“洗牌”到來。

    “5·31政策”發布一個多月后，多家企業半停產或停產，各家光伏硅料龍頭企業先后宣布降價，多家行業企業爆出欠薪或直接宣布破產。晶科能源（688223.SH）副總裁錢晶認為，“5·31政策”加速中上游“洗牌”，淘汰沒有優勢的產能，從而讓產業集中度加大，中小型制造企業會尋求轉型。另一方面，加速平價上網進程，擺脫了補貼滯后的影響因素。

    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容量同比下降18%，集中式同比下滑31%。而在此之前，截至2017年，我國新增光伏裝機53GW，累計裝機超過130GW，新增和累計裝機容量均位居全球第一。

    2018年下半年，歐盟宣布終止對華長達五年的光伏產品“雙反”制裁，眾多光伏企業將目標鎖定海外市場，歐洲市場復蘇。

    近兩年，在多國“碳中和”目標、清潔能源轉型的推動下，光伏行業競爭日趨激烈。

    “在光伏產業需求呈現出的確定性共識和能源轉型的背景下，很多企業陸續推出了規模龐大的產能擴張計劃，越來越多的行業外的企業涌入光伏行業，未來市場競爭將越發激烈。”隆基綠能董秘認為，隨著行業集中度快速提升，企業綜合競爭力將成為核心問題和關注焦點。

    擴大優勢

    近幾年，“碳中和”的提出和俄烏沖突等影響給整個光伏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向世界作出實現“雙碳”目標的中國承諾，“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據能源與氣候智庫（ECIU）統計，截至2021年10月，全球已有132個國家和地區提出碳中和目標。

    受政策和市場的驅動，國內光伏發電和裝機量持續提升，發展再上“新臺階”。

    國家能源局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1.34億千瓦，占全國新增發電裝機的76.1%。其中，光伏發電新增5488萬千瓦，為歷年以來年投產最多，占全國新增裝機的31.1%，遠遠超過風電、水電、生物質發電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裝機規模。細分來看，光伏電站裝機2560萬千瓦、分布式光伏裝機2928萬千瓦。

    “近期大環境背景下，整體對于光伏的需求大幅增加，包括俄烏沖突導致的歐洲能源危機、1850年以來最熱的一年讓各國政府意識到遏制氣候變化的迫切性、美國發布有史以來最大手筆的氣候投資法案等。”錢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在此背景下，通過產業技術的快速迭代，中國光伏企業擴大在全球產業內的“龍頭”優勢地位。

    “光伏行業技術從P型向更高效的N型技術迭代‘拐點’已至，這種產業技術的新舊替代是規律也是進步的動力。”錢晶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光伏裝機需求越來越大，但可安裝的面積越來越少；設備成本越來越低，但物流和人工成本越來越高?？蛻舨粌H想每一平方米能裝更多瓦，還想每一瓦發得更多度電；不僅要發得多，還要衰減得少，就是長得美還要老得慢。

    “全球的零碳轉型、低碳發展已是大勢所趨，光伏行業需要不斷地修煉自身，持續創新發展，降本增效，產業上下協同發展，讓光伏真正成為新型電力系統的主力軍。”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名譽理事長王勃華公開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眼下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優勢盡顯，但是大國之間在“綠色能源”上的博弈并未進入尾聲。準確來說，中國光伏企業仍然面臨著供應鏈的價格上漲和區域性貿易摩擦加劇的雙重考驗。

    “在光伏產業大發展的預期下，我們看到現在供應鏈漲價的情況不叫‘內耗’，更準確來說是短期的產能調整和產業鏈的自我優化。現在市場上硅片和組件沒有達到理想化的比例分配，這還是需要由市場去調節。等多晶硅料價格到頂了，變得不缺了，自然就回落了，只要政策不限制，價格遲早會降下來。”李振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光伏組件企業天合光能（688599.SH）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直以來我們都很重視海外市場，歷年海外的收入占比會達到70%左右。作為一家光伏組件廠商，近幾年我們也是采取了一系列努力來應對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挑戰。首先，前期在公司內部做好溯源準備工作，用IT技術做好溯源工作，保存相應票據，提供整體完備的證據來應對審查。”

    “另外，我們在產能上做了一定的戰略布局，目前在東南亞地區一比一籌建了硅片的產能，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一些貿易風險。其實前期有很多我們中國的光伏組件企業去東南亞設廠，當時主要是因為美國可以豁免來自東南亞四國組件的關稅。但是后來，因為美國方面認為我們產業鏈前端的硅片還是從國內運過去的，所以又把額外關稅提上議程。當然，如果未來這部分東南亞的硅片產能不能直接對標到美國的話，我們也會應用于歐洲等其他市場。”該負責人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