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草案）》，以政府立法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興業提供制度保障。這是國家層面首次出臺此類行政條例。那么，在落實優化營商環境過程中需要解決哪些痛點和難點？各地推出的一系列舉措中有哪些可圈可點的亮點？是否會帶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企業是否感受到了營商環境優化給自身帶來的變化？本報今日就相關話題進行深入解讀。

    ■本報記者 呂江濤

    10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草案）》。對此，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此舉標志著我國從國家層面著手填補了營商環境法律法規頂層設計的空白。在優化營商環境過程中，需要軟環境和硬環境兩手抓。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2018年以來，國務院辦公廳連續出臺了部分地方優化營商環境典型做法、進一步推動營商環境政策落實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對優化營商環境作出了具體部署。進入2019年，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放寬市場準入、優化政府服務、鼓勵科技創新、大幅減稅降費等方面紛紛推出有針對性的舉措，國務院常務會議還通過了《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草案）》，以政府立法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興業提供制度保障。

    此外，今年以來，國家不遺余力地全面推行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范圍覆蓋所有行業，并對中小微企業與科技型企業加以傾斜，以此來改善其生存發展環境，這也是對營商環境的優化。

    “優化營商環境的本質在于，為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建設一個公平公正、民主法治、誠實守信、安定有序的社會發展環境。良好的營商環境有利于國家或地區有效地開展商引資、交流合作，并更加自信地參與國際競爭，同時也是激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高市場競爭力的客觀要求，是激發市場活力、釋放國民經濟增長動能、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所在。”付一夫說。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中國經濟傳媒協會、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和第一財經研究院此前發布的《2019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報告》顯示，上海、北京、深圳排名前三。

    “這個結果與我們的直觀感受一樣，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的營商環境還是顯著高于其他城市的。”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趙錫軍看來，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由規模擴張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階段，優化營商環境就顯得更加重要。通常來講，營商環境主要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兩塊。其中，很多城市在近幾年的硬環境建設上花了很大的力氣，取得了很多成績，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更是可圈可點，有些城市甚至專門劃出新的片區為企業提供辦公場所，企業辦公條件大幅改善。

    但他同時提出，在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同時，一些城市的房價也隨之水漲船高。特別是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高房價帶來的最直接的副作用是企業的用工成本大幅提高，想雇傭到合適的員工，就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

    “一些大型企業或許還能承受，但對中小微企業而言，需要為員工的后勤保障、衣食住行方面支付更高的成本，這或許是他們不能承受的。”趙錫軍說。

    《報告》顯示，上海列營商環境指數首位，軟硬環境均居全國第二，有近七成的指標位列全國前五。其中，基礎設施環境、人才環境、技術創新環境、文化環境和金融環境等5個二級指標均進入前三，基礎設施環境和文化環境排名第一。在35個三級指標中，高端人才供給、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外資吸引力、直接融資、間接融資、消費市場規模等18個指標均列全國前三，其軟硬環境的綜合優勢明顯。

    從硬環境來看，深圳硬環境指數位居第一，技術創新環境領跑全國。深圳一直把創新驅動作為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工程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各類創新機構數量、技術專利數量、科研支出等居全國前列，技術創新環境名列第一。

    軟環境指數排名則是北京居首，人才和金融環境優勢明顯。在金融環境、人才環境、技術創新環境、文化環境、生活環境等5個二級指標中，北京均排名前三，其中人才環境和金融環境列全國首位。在24個軟環境三級指標中，北京的科研人才供給、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大學數量、學術文化、服務市場規模、技術成果儲備等12個指標均居首位。但受到空氣質量、氣候環境、森林覆蓋率等自然環境的制約，北京硬環境指數排名較為靠后。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項評級指標中，軟環境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與營商環境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高度一致，軟環境成為決定城市營商環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相對而言，軟環境更不容易量化。”趙錫軍表示，軟環境的提升，更多的是體現在方方面面的細節上。例如，企業在一個城市投資，在辦理各種手續的方便程度方面、在獲得各種資源供應方面、在融資方面等。此外，如果涉及進出口，還會涉及海關、稅務等多個部門。

    “金融環境、人才環境和技術創新環境等多方面都對經濟發展起著關鍵作用。”趙錫軍表示。

    而對于改善營商環境的成果，付一夫指出，從減稅降費的角度看，制造業效果最為明顯，且以個體工商戶和民營企業為主的小微企業普遍得到了“瘦身”，經營狀況也有所改善。

    再者，科技創新型企業受益明顯，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有助于他們將更多資金投入到技術改進與研究開發上，進而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此外，近年來“放管服”改革持續深入落實，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上升為法規，對內外資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的制度規范也已經確立，這些都是營商環境改善的成果體現。

    對于目前還存在的問題，付一夫認為，各地市場秩序仍有待于進一步規范，政府服務效率水平也可以進一步加強。另外，各地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扶持政策仍然偏少，尤其是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還沒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而這些都是未來營商環境改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