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副院長王鵬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加快新基建建設要避免用傳統基建的思維來推進，避免“重走老路”，可以從供需兩個方面夯實新基建的技術基礎。對于新基建的資金來源，政府資金應該主要定位在發揮引導作用上。要引導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向新基建，打通一些瓶頸。要讓金融體系跟產業部門能夠精準對接，設計并推出新的有效金融工具。同時，應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根據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形勢，尋找合適時機推出相關政策措施，加快創新性企業的上市步伐。

    避免“重走老路”

    中國證券報：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啟動并加快新基建的意義有哪些？與傳統基建的最大區別是什么？

    王鵬：當前，國內外形勢復雜嚴峻，逆全球化和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同時，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對我國和世界經濟帶來重大沖擊，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各類風險因素顯著增多。在這一背景下，啟動并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短期來看是對沖疫情影響、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政策工具，中長期來看，既符合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的發展趨勢，又適應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迫切需求，在“補短板、加長板”的同時，為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注入新的強大動力。

    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關鍵詞上：一是“賦能”。新基建以產業作為賦能對象，在通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造，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推動無人駕駛、虛擬現實、超高清視頻、智能制造等重點領域，加快形成并完善新技術新模式的應用環境，推動新興產業快速成長和群體崛起。

    二是“治理”。“新基建”更加突出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多主體協同，而非傳統基礎設施更加倚重的單向型、行政化的管理。為此，“新基建”需要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的積極性，參與到建設、運營、管理中來，也要加強政府在規劃引導、政策供給、監管規制等方面的作用。

    三是“整合”。主要是數據資源的整合。新基建中最重要的資源要素是數據，這一點與傳統基礎設施的差異是根本性的。由于網絡的分布性、泛在性、交互性，數據散在各類主體當中，海量數據在網絡上生成、流動、集聚、沉淀，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就無法挖掘其價值并利用其創造更大價值，新基建的持續運營也就失去了基本邏輯支撐。

    中國證券報：新基建如何避免“重走老路”？

    王鵬：新基建具有全新特點，要求我們要盡量避免用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思維來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避免“重走老路”。一是要把新基建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意義定位在推動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高度上，要堅持賦能思維方式，而不是孤立、片面追求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單個領域形成多大產業規模。

    二是機制和政策設計的核心是如何實現數據資源的有效整合、暢通流動和創新利用，而不是傳統基礎設施時代把資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作為政策設計的重心。如果不能實現這一轉變，就無法掌握新基建的實質。

    三是政府如何發揮作用要重新認識和定位。政府要從過去的管理者，轉變為“管理者+治理參與者”，一方面要依法加強監管，另一方面更要重視和其他參與主體協同協商協調，共同推動新基建。

    從供需兩端夯實技術基礎

    中國證券報：夯實新基建的基礎非常關鍵，具體可以從哪些方面發力？

    王鵬：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需要用到大量的基礎技術和產品，如芯片、軟件等。當前，我國在基礎性信息技術和產品上，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這意味著在新基建大規模建設的同時，其基礎和底座仍是不牢固的。

    如果新基建核心技術供給不足的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觀，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甚至風險：一是市場利益的分配失衡。由于我國大部分企業不掌握核心關鍵技術，在產業分工上處于中低端，對于價值分配缺少話語權和主導權，新基建帶來的市場收益會大量流向跨國科技企業，意味著新基建建得越多，規模越大，可能對我們的產業和企業帶來的傷害越大。因為技術領先者拿走了大部分利益，更多的企業在這一過程中不但不能分享到增長的利益，可能反而是受損的。

    二是可能形成新的安全風險隱患。在新基建底層技術和產品大量依賴國外產品的背景下，建得越多、風險可能越大，一旦出險可能造成的損失也越大。這次疫情也提醒我們舉一反三，如果在信息技術、信息技術設施上出現重大的系統性風險，可能影響和損失不遜于這次疫情影響。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夯實新基建的技術基礎很關鍵。

    夯實新基建的技術基礎，可以從供需兩個方面著手。從供給來看，要加強核心關鍵技術攻關，探索可行的、高效的、協同的核心關鍵技術攻關機制、組織和平臺，增強面向顛覆性、前沿性“新基建”關鍵技術領域的原始創新能力，提升新基建的技術供給質量。從需求來看，要充分發揮我國的市場需求優勢，以應用為牽引，加快新基建相關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與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融合對接，挖掘國內新基建的潛力空間。

    引導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向新基建

    中國證券報：投資新基建項目的配套資金從哪兒來？如何激發民間資本活力？

    王鵬：新基建的資金來源中，政府資金應該主要定位在發揮引導作用上。政府的資金，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資金，大規模投向新基建領域需要謹慎。一方面，新基建是新技術、新模式的綜合體，在信息上政府并不是掌握得最新最全。在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情況下，大規模財政資金投資到新基建領域，可能會形成很多失敗的項目。

    另一方面，政府的投資占比高了，會不會對民間資本形成擠出效應，也是需要考慮的。所以綜合起來，政府要加大投入，但是不能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攬，加大的投入除了支持核心關鍵技術研發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市場發揮引導作用。

    引導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向新基建，要打通一些瓶頸。

    一是加強金融創新。通過一些新的金融工具作為媒介，把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跟新基建的項目結合起來，比如最近推出的REITs，基礎設施信托投資計劃，從國內來看仍然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下一步就是要讓金融體系跟產業部門能夠精準對接，設計并推出新的有效金融工具。而難點在于，金融部門對產業部門的需求特點不太了解，產業部門對金融服務的規律和金融工具的設計也不太了解，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協同，做好橋梁或中介工作。

    二是發揮資本市場作用。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科創板等，都應該加強對新基建領域企業上市融資的扶持。在周密設計具體規則的前提下，根據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形勢尋找合適時機推出相關政策措施，加快創新性企業的上市步伐。

    根據痛點堵點優化政策環境

    中國證券報：目前新基建還需要哪些方面的政策支持？

    王鵬：優化政策環境，就是要根據新基建建設中的痛點、堵點來進行精確設計。一是加強規劃和政策引導。新基建的大方向已明確，但具體細分領域的規劃指導和政策框架仍然比較缺乏，導致社會層面存在一定的觀望心態。二是推動數據整合與共享。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的根本要求是要數據整合、數據共享。目前來看，各行業領域的信息壁壘、數據孤島問題仍然非常突出，大量數據資源沉淀在各個部門、各個行業中，無法整合共享，價值得不到有效挖掘。三是優化電力和土地供給。新基建對電力、土地資源有較大的需求，無論是數據中心，還是5G基站，都要消費電力，也要占用一定的土地空間。在這些方面可能需要進行區別化對待。對于新基建所需的電力，能夠在價格、直供方式、增容等方面給予支持。

    中國證券報：政府和企業應該如何分工，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王鵬：大部分場景下，新基建的投資和運營應主要依靠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依靠它們內生形成商業模式，并形成可持續的企業經營循環。由于政府很多時候并不能精準判斷具體的投資項目和資金需求，應主要定位于規劃引導者、政策供給者、環境營造者和秩序維護者。當然，在一些公益性的新基建當中，政府仍應扮演主導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