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毛可馨

    家在云貴高原的深山里，一間破舊老屋，幾畝薄田，種的苞谷只夠糊口，或許還有年邁的老人、患病的親人，生活能有什么出路？

    在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曾有很多貧困戶經歷過如此處境。他們曾灰心過，日子在原地打轉，未來沒有盼頭。

    近些年，大方縣的脫貧攻堅工作給村莊帶來改變。破碎的土地重新整理，種上適宜的經濟作物；村組間的路修出來，人與貨進出不再艱難；山里散落的村民搬到一起，住上簇新的房子……一樁一件村民們都有切身感受，而村干部則事事經手。

    這其中有困難，有矛盾，甚至有犧牲，但貧困的循環逐漸被打破，腳下的路也有了方向。

    陷入貧困

    周小軍的生活在六年前墜入低谷。他是鳳山鄉店子村的村民，2014年遭遇車禍，頸椎三四節粉碎性骨折，傷勢影響到神經，從此再也干不了重活。出院后一年多里，他只能躺在石棉瓦蓋的老房子里養病。

    這次意外耗散了家里所有的積蓄，前前后后二十多萬的醫療費，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以前我種玉米，打零工，也就剛夠家里人吃飯。”周小軍說。

    比經濟上的打擊來得更沉重的是心頭的負擔。“那時候連一百塊錢都借不到，人家覺得我不可能還得上。”周小軍躺著的時候總忍不住胡思亂想，“這個家庭會怎么樣？將來會怎么樣？我甚至做了去要飯的打算。當時感覺這輩子可能就這樣定格了。”

    身體好些的時候，家里人幫周小軍做按摩、教他學走路，一個人在前面，一個人在后面，“比教小孩還費勁”。勉強能走路了，可是出路在哪里呢？

    同樣琢磨著這個問題的還有星宿鄉重山村的蔣厚楊。他是家里唯一的勞動力，哥哥早年過世，嫂子改嫁，留給他兩歲多的侄兒，爸爸癱瘓在床13年，媽媽年紀也大了。蔣厚楊在村里討不到老婆，一個人拉扯大孩子。

    “我早些年也跟著鄉親去浙江謀生路，沒有技術就只能在工地上做小工。后來爸爸的病越來越重，身邊離不開人，我兩三個月就要回家一次。工錢從一天三十塊做到九十塊，多少攢一點，路費就花掉了。”蔣厚楊回想起那段日子，連連感嘆艱難。

    蔣厚楊家的老房子住了二三十年了，樓下圈牛，樓上住人。蓋房子用不上鋼筋，上層地板往下陷，就勉強用個木頭柱子撐上。墻沒有粉刷，磚塊裸露著，柴火爐兩邊熏得黑黑的。

    蔣厚楊那時每天跑出去放牛，打理一下玉米地，問他日子有什么打算，他想不出答案。

    看見曙光

    貧困的生活突然有了轉機。

    2016年，周小軍已經在灰暗的日子里熬了兩年。鄉里的幫扶干部找上門來，告訴他有一個易地扶貧搬遷的政策，鄉里的幸福二村安置點剛剛建好，房子是免費的，問他愿不愿意帶頭搬過去。

    “當時很多鄉親不愿意去，不相信房子是免費的，還有各種傳言，說是叫村民去打工賣力的。”周小軍卻沒有猶豫，“別說是打工賣力，一天就給我十塊錢我都去。我家已經是這個情況了，還能比現在更差么？”

    周小軍借了一輛三輪車，領著老婆和三個小孩，帶點鋪蓋和鍋碗瓢盆就來了。新房子是個兩層小樓，總共一百多平米，裝修都做好了，門口還有一小塊地可以種菜。周小軍沒有太多形容詞，就覺得真好，唯一的一句比喻是：“就像看到了一點曙光。”

    社區旁邊有四百多個大棚，種植蔬菜和菌類。周小軍得到了一個管理滴灌系統的工作，每月工資2100元，緊巴巴的生活松了一口氣。

    空閑的時候，周小軍總愛“嘮叨”幸福二村的鄰居們。“剛搬來的時候大家習慣不好，喜歡亂扔垃圾，還有人一天到晚喝酒睡覺。我就經常到他們家里坐坐，聊聊天勸一勸。剛開始工作難做，后來一兩個聽勸了，其他的人就會效仿。看到鄰居能買摩托車，自己也爭著去大棚上班，社區地面干干凈凈的，也就不好意思亂扔垃圾了。”

    “嘮叨”得多了，周小軍還得到了一個“大管家”的稱號。2018年，社區招聘周小軍到居委會做主任助理，負責村民們的就業幫扶和社區衛生的工作。現在，周小軍一個月有1900元工資，老婆在鳳山小學當宿管員，每月工資1300元。再加上土地流轉入股，每年冬蓀、獼猴桃種植能有4400塊分紅。周小軍心頭的重負消失了，貧困的帽子摘下了。

    在重山村，蔣厚楊也張羅起自己的新房子。老屋被評定為危房，政府補貼了一筆錢做改造。蔣厚楊通過縣里的就業培訓學到了水泥工的手藝，自己動手蓋新屋。

    村里給蔣厚楊安排了護林員的崗位，在森林防火期要每天巡山做記錄，每個月800元工資。不巡山的時候就在周圍幫人蓋房子，一天能掙200多塊工錢。

    蔣厚楊的侄子去黔南讀大專后，蔣厚楊的盼頭就在侄子身上，“就希望他好好念書，專升本我也支持，我現在做得了工，供得起。”

    蔣厚楊的土地流轉給了村里的合作社，集中種植茶葉、藥材等經濟作物。重山村黨支部書記、主任黃順林對地里的寶貝如數家珍：“前年蔬菜種了400畝，天麻種了200畝，去年茶葉種了69畝……我微信里好幾個老板，朋友圈一發圖，他們就來買農產品了。”

    每次村里開發新作物，黃順林就和黨支部、合作社一起帶頭種植。“村民們以前沒種過，要給他們做個示范，種出來、賣出去、分到錢，他們自然就愿意干了。”黃順林最近還打算種風竹，這是山里一種野生竹子，不用重新開墾土地，因地制宜就能增收，“竹筍味道鮮美得很”。

    步履不停

    像周小軍、蔣厚楊這樣的貧困戶曾有很多，各家條件相異，每戶難處不同。

    對家家戶戶的情況最熟悉的人，要數村里的扶貧干部，謝都村原村主任陳永鳳就是其中之一。陳永鳳彝名索卓索瑪，意為美麗的杜鵑花。不幸的是，這朵花在上個冬天隨風飄逝。2019年11月27日，陳永鳳工作中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去世，年僅50歲。

    提起這件事，陳永鳳的同事李曉亮又紅了眼眶。“我們共事了十年，我剛來的時候都是陳永鳳帶我下村了解情況。她和我個頭差不多，我們是互相知道鎖屏密碼的那種好朋友，周圍人總說我們就像兩姊妹。”李曉亮說。

    “有一年做農業普查，我們兩個坐在辦公室錄資料。陳永鳳說情況，我往電腦里輸，哪家有幾層樓、幾間房、門從哪個方向開、圈里養了幾頭牛、孕婦什么時候生孩子，這些她都清楚。”李曉亮回憶道。

    在村里做工作，免不了產生矛盾與磕碰。陳永鳳和李曉亮去動員村民流轉土地，有村民認為流轉費太低，但規模種植要求土地連片，這工作必須做下去，“只能一趟一趟跑，實在不行還要找人幫忙勸，村里的人際關系都要摸得透徹。”

    時間長了，陳永鳳在點點滴滴的工作中積累起信任與威望。有時碰到村民因為雞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別人都勸不了，陳永鳳往那一站，事情就解決了。

    不過，繁雜又精細的工作累及到身體。陳永鳳有遺傳性高血壓，每天要吃降壓藥，但耐不住經常熬夜加班。村辦公室里一直是繁忙的，村干部的微信消息三分鐘一條，電話十分鐘一個，時不時還有不會用手機的老人家親自過來交合作醫療保險。

    2018年，陳永鳳曾出現一次腦出血，醫生叮囑她要休養一年。但她是最熟悉村工作的人，當時又是大方縣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出院沒多久，陳永鳳又出現在了村辦公室里。

    “天上的月亮圓又圓，陳永鳳做事好周全，陳永鳳做事做得好，我們老百姓好喜歡。”提到陳永鳳，87歲的老奶奶張恩秀隨口唱起來山歌。這里的山歌調子簡單，歌詞即興創作，承載著老百姓樸素的情感。

    現在，還有許多像陳永鳳一樣的扶貧干部在村頭忙工作。2019年4月，大方縣退出了貧困縣序列，但村里發展產業、保障就業、衛生健康等等工作沒有停歇，村干部和村民們都希望生活的路再寬點、再遠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