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

    作為二十國集團（G20）重要成員國的印尼和土耳其，其總統近日相繼接種中國疫苗，這不僅在全球抗疫史上是具有指標意義的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在全球前沿科技領導力的競爭中位列第一梯隊。

    科技背后是經濟實力、研發基礎、微觀主體、組織與制度體系、決策領導力以及科研環境等一系列要素的集合體。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研發投入近年來已達到年均3500億美元的規模，占GDP的比重為2.2%，與歐盟的平均水平相當。無論是研發投入增長速度還是研發人員增長速度都是主要經濟體中表現最突出的。如今，中國無論是在基礎研究，還是在試驗與應用研究以及5G移動通信、量子通信、高溫鐵基超導、載人航天、深空與深海探測、智能電網、核電站等凝聚前沿技術積累與復雜管理能力的超級工程建設中，均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在向21世紀的超大規模創新型國家邁進。

    過去一向喜歡用比較靜態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和科技成就的西方，對中國科技發展呈現的“井噴”之態，盡管依然存在著顯著的不適應，但面對中國在科技領域取得了一項又一項經得起檢驗的巨大成就，即便是最挑剔的西方科技觀察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在組織領導前沿科技領域的獨特優勢與綜合管理能力。英國《自然》（Nature）不久前通過官網公布了2020年十大科學發現，中國天眼FAST望遠鏡在快速射電暴方面的研究成果位列其中。實際上，該項成果就是由中科院國家天文臺瞄準科研前沿，實現重大原創突破而組織實施的系統工程，體現了中國科學家在該領域的領導力。

    正如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開始并將繼續改變主流經濟學的一般結論一樣，中國在科技領域取得的進展，正在使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逐步成為全球主要的科技中心之一。

    相應的，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家甚至頂尖科學家近年來也加速流向中國。尤其是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最近三年來，相繼有1000余名頂尖科學家尋求在中國發展。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停留時間在一個月以內的日本研究人員2018年度約為18460人，比2014年度增加約25%。而中國之所以對日本科學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強，除了日本國內的研究與發展環境日益受到制約之外，還得益于中國研究機構近年來在研究基礎與能力顯著提升，數以十萬計的留學歸國人員回國創業，使得雙方研究人員能夠做到較為順暢的研究與技術對接。此外，中國在應對疫情沖擊時所表現的強大治理能力以及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有效政府形象，正在吸引包括美國、歐洲在內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家紛紛來中國從事研究與開發。

    一般認為，中國在科技領域取得的突破性進步以及對各國人才的吸引力，得益于政府對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使得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環境得到顯著優化，中國民間潛藏的研發、創新稟賦被激發出來，民營科技企業因此獲得快速發展；加上民營、外資企業的效率輻射和市場競爭等因素，以高校、科研院所、央企與地方國企等為代表的研發載體基于使命驅動的創新和產業化效率的不斷改進，共同構成近年來中國科技“井噴”的動力。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要素是，中國近年來致力于創新驅動，并著力營造創新生態環境，使得無論是沿海發達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都逐漸形成了能孕育原創成果與產業化應用的厚實土壤。例如，位居中國西部地區的貴州，盡管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落后，卻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引領下在大數據與應用方面實現彎道超車。貴州不僅是中國首個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其省會貴陽正著力打造面向全國的算力服務、交易服務、安全服務和人才服務平臺，將形成數據中心集聚區、電子信息制造、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三大產業集群。

    放眼當下全球科技發展潮流，一些研發實力強大的超級企業或看似小微但緊密對接技術與市場的創新性企業，將在很大程度上引領科技和產業變遷趨勢。相應的，一些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的戰略性人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國或地區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自主可控度。全球經濟發展史已表明：任何一個經濟體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實現高質量發展，前提是確保以知識創新、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為核心的內生變量引致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內生化，正倒逼我國必須持續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國已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校與研究機構，其存量和增量人才的流向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經濟、技術、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要做的，既要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背景下繼續擴大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也要吸收和借鑒國際領先的創新科技園區與企業的經驗，持續營造能夠培養一流人才、產出一流科研成果、提供一流產業化應用的具有歸屬感的教學、科研、研發與成果孵化環境，形成全社會對建設創新型國家廣泛的行為自覺與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以及井然有序的產出機制。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