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廣生

    當下，監管與金融創新的矛盾日益凸顯，伴隨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的發展，立法和法律監管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滯后于金融科技前進的步伐，一方面現有的法律框架對于金融創新及新型商業模式作出各種限制，另一方面法律監管的空白點有可能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監管沙盒”則是尋求監管與創新最佳平衡的十分重要的監管理念。

    2015年3月，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ConductAuthority）首次提出“監管沙盒”（RegulatorySandboxes）概念，其目的在于促進金融科技創新，增強金融市場活力，優化金融監管，更好地滿足金融消費者的有關服務需求，著力構建兼容監管與金融科技創新的新機制。“監管沙盒”在國際上得到積極響應，英國“監管沙盒計劃”經過三期招募，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從本質上講，“監管沙盒”是監管機構為促進金融科技創新、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而實施的一種監管模式，能夠在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防止風險外溢的前提下，通過在一定限度內合理減少監管限制，破除金融科技創新的政策障礙，從而在實現金融科技創新的同時有效防控風險。從國際上的實踐經驗方面看，“監管沙盒”在推動金融科技創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實施“監管沙盒”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不僅在科技金融監管方面積累了有益經驗，而且現有的監管機制與“監管沙盒”并不存在互斥情況。但是，我國金融科技從業機構眾多、參差不齊，監管資源相對稀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因此簡單地用拿來主義引入“監管沙盒”是行不通的，而應當將“監管沙盒”中國化，這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重點考慮。

    一是扎實做好“監管沙盒”的頂層設計和特別授權。實現“監管沙盒”中國化的首要任務是做好體制機制頂層設計，明確有關部門的業務職責和監管邊界，避免監管主體的沖突、交叉和空白，提高監管的協調性和聯動性。還需要通過法律授權確保“監管沙盒”測試的合法性，鑒于出臺法律的程序較為繁瑣且耗時較長，而部門規章較為靈活且與“監管沙盒”的需求一致，因此有關部門可以先行制定相關規章，賦予監管機構必要的授權以開展“監管沙盒”工作。

    二是審慎選擇“監管沙盒”的試點地區和試點行業。可以優先選擇金融業比較發達的地區，確保有意向進入“監管沙盒”的企業和機構達到一定數量，且具有較為先進的技術、雄厚的資金和充足的人才資源，能夠在一定周期內實際參與“監管沙盒”的測試。由于當前中國金融創新的主體仍是銀行業，可以在風控能力較強的銀行業先行先試，減少“監管沙盒”中可能遇到的風險，可以隨著監管機制的完善再適時向其它業態擴展，逐步構建完整的“監管沙盒”體系。

    三是著力推動“監管沙盒”的數據共享和信息披露。監管機構要用自身掌握的有關數據充實“監管沙盒”，從而提高“監管沙盒”的仿真程度，使測試結果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同時需要確保測試企業嚴格執行信息披露制度，保證信息披露的準確性、全面性和及時性，切實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杜絕違背信息披露準則的行為出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