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銳

    推動金融系統向各類企業合理讓利1.5萬億元，是頂層設計為提振實體經濟運作的又一全新大手筆。按照官方數據，去年國內金融業稅后利潤約2.9萬億元，其中商業銀行凈利2萬億元。顯然，1.5萬億的讓利紅包中商業銀行要挑大頭。對此，央行行長易綱解讀稱，讓利主要包括三種方式：一是通過降低利率讓利，二是通過直達貨幣政策工具推動讓利，三是銀行減少收費讓利。不難看出，讓利并不是一種行政攤派與強制行為，更多是依賴市場工具導向來實施。

    第一，關系定位：從此消彼長升維到共存共榮。

    參與改革紅利的分配，金融資本的能力比產業資本要強得多。拿A股上市公司來說，去年全部上市企業凈利潤總額4.16萬億元，銀行與非銀金融上市公司就拿走了2.07萬億元，而2.07萬億元中，上市銀行利潤權重達40.9%。金融與實體盈利能力的強弱分化格局在經濟上升與擴張時期勉強可以維持，因為比較強大的需求能夠讓實體企業順利出清庫存并站在盈虧平衡點之上，同時對銀行較高的資金定價具有一定容忍度。但是，一旦經濟下滑與萎縮以及經濟危機的來臨，這種此消彼長的利潤肥瘦關系便會很快被打破。

    經濟收縮狀態下，需求不足與供給過剩成為常態，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的存款減少，同時信貸需求減弱，因此無論是資產端還是負債端，銀行都會面臨不利的狀況。正是如此，為防經濟因新冠疫情過度受損，銀行面向實體企業合理讓利就可以看做是回歸服務本質的穩根之舉，是一種利己利人的雙贏之策，否則，一旦企業經營無法持續和負債惡化，就必然出現風險倒灌，到時銀行不僅看不到收益，還會損失本金。當然，為改善實體企業生存狀況，銀行讓利會有“割肉”陣痛，但放水養魚之后贏得的回報會更大。道理很簡單，經濟復蘇后實體企業步入經營正軌，信貸需求增加拉動利率上行，銀行的市場談判話語權增大，盈利空間也會得到擴展。

    綜上，除了經濟蕭條時期銀行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構成了休戚與共的關系外，經濟繁榮時期二者之間同樣不是你爭我奪與弱肉強食，而是時刻保持著共存共榮，認識到了這一點，銀行對實體的讓利就會變成主動行為而不僅僅是對政策的被動響應，由此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1.5萬億讓利是對銀行金融機構自我利益至上以及此消彼長等偏狹認知的一次有力糾正，是剩余價值分配理念的正確回歸。

    第二，政策搭配：從資產端聯動到負債端。

    雖然銀行讓利具有多種渠道與路徑，但最主要的方式依然是在資產端降低利率，這樣，企業便可獲取更廉價的資金。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末商業銀行貸款余額130萬億元，若要讓利1.5萬億元，貸款利率須平均下調1個百分點。但是，在存款利率不變的前提下，貸款利率下調意味著商業銀行的息差越來越收窄，以目前2.2%的息差為基準，若再下調1個百分點，作為商業銀行盈利最主要來源的息差收入會大幅壓縮。這種結果不僅不能激發與調動起銀行信貸供給的積極性，反而可能因顧忌道德風險商業銀行減少信貸投放，最終效果或許與政策期望背道而馳。

    因此，資產端降低利率的同時，需要銀行負債端的存款利率進行及時策應。從目前銀行的負債結構上看，存款占銀行總負債的比重超過60%，意味著存款成本在銀行負債成本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只要存款負債端的資金價格降下來了，銀行的成本壓力便會釋放不小，貸款利率的下調才可贏得相應空間。但又不得不正視的是，過分壓低存款利率，又意味著銀行的讓利負擔轉移到儲戶身上，這會讓銀行存款流失，而沒有了存款，銀行貸款將成無米之炊；另外，目前一年期存款已經是1.75%左右了，也并沒有太大的壓縮空間。因此，負債端利率的調整也就只能在結構上做文章。

    目前銀行存款類產品包括定期存款、協議存款、結構性存款和大額存單，且后兩類存款由于規模大，自然構成了商業銀行負債端成本的最主要來源之一。為此，需要引導商業銀行真實降低結構性存款和大額存單利率，尤其是結構性存款產品中，因存在資金空轉套利之嫌，更應重點糾正。以目前總規模為11.84萬億的結構性存款而論，降低100個基點利率便可產生1100億元的成本削減效果，商業銀行在資產端贏得的利率調整優勢不難想象。

    第三，目標平衡：從收益分流兼顧到風險釋放。

    國內商業銀行的贏利能力一直在以持續的狀態進行，即便是新冠肺炎疫情覆壓之下，今年第一季度商業銀行依然錄得了6001億元的凈利潤，同比增長5%，結合去年2萬億元的凈利規模，10.96%平均資本收益率對商業銀行讓利構成了比較充分的底氣支撐。但是，1.5萬億元的讓利畢竟占了商業銀行總體凈利潤的75%（以2019年的利潤為參照），更是占到了上市銀行凈利潤的88%，銀行因此面臨的壓力定然不小。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盈利所得除用來增加基礎設施投入和改善員工福利外，其中超60%須留存作為一級核心資本。顯然，如果要將70%以上的利潤讓渡給實體企業，必然意味著銀行補充核心資本的能力同時大大削弱。若再因資產端利率下降導致息差收入減少，銀行能夠提取的呆賬損失準備金也會相應減少，進而撥備覆蓋率也出現下降，最終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壓力會放大。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提振實體經濟的需要，商業銀行在增加信貸供給后的不良資產率已經出現上升苗頭，其中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不良貸款率環比上升了0.0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2.61萬億元，環比增加1986億元。

    1.5萬億元的讓利政策最終效果不僅與商業銀行的成本管理有關，也與相應的道德風險控制直接相連，為此政策層面需要平衡好銀行合理讓利與防范風險擴散間的關系，既要引導商業銀行積極讓利，也要為銀行不良資產處置開辟更多通道；既要為商業銀行持續盈利創造條件，又要開發出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多種工具；既要實現銀行金融系統風險改善的目標，也要對實體經濟放水養魚，避免實體經濟風險向金融系統的單向轉移。

    第四，主體變化：從資源整合到提防擠出效應。

    無論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抑或是地方中小銀行，對實體企業讓利將成為共同的任務。但是，性質不同以及資產規模和贏利能力有別的銀行在履行讓利職能后所呈現出的境遇會完全不一樣。從最近5年的財務表現看，除了30家上市銀行保持著較為穩定紅利增速，其余約2300多家非上市銀行的利潤占比一直處于停滯狀態，同時2300多家非上市銀行的內部也是苦樂不均，特別是許多地方性小銀行不僅客戶資源有限，資產不良率還居高不下。銀行業這種明顯的分化趨勢很可能在疫情之后讓利政策的刺激下呈現加速狀態。

    的確，最近兩年不斷傳出銀行股東拍賣銀行股權的消息，也還會有一些小銀行接續退出市場。但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區域性小銀行尤其是民營銀行在國內的出現時間并不長，銀行間的并購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整合固然是供給側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不能因“國退民進”而損害與降低行業的市場競爭度，為了防止出現不正當的擠出效應，應當對各類銀行的讓利規模、讓利比例做出適當區隔與界別，并有必要借助直達性政策工具從數量與價格上加強對地方小銀行讓利的補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