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羅克關

    通脹該如何度量？前央行行長周小川的一篇論文激起了諸多討論。

    27日，央行《政策研究》刊發周小川的署名論文《拓展通貨膨脹的概念和度量》。28日，在“2020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周小川再以此文做主題發言，詳細闡述了傳統通脹度量存在較少包含資產價格、可支配收入計算、勞動付出影響通脹感知，以及可比性不足等問題。

    坦率地說，周小川所指不是新問題。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固定匯率掛無可掛，德國和瑞士很早就嘗試用通脹來做貨幣政策的“名義錨”。1990年，新西蘭央行第一個正式引入通脹目標制，此后相關概念和實踐逐漸普及。1999年，當時還在普林斯頓任教、但在紐約聯儲做訪問學者的伯南克，就聯合紐約聯儲時任副總裁米什金等人，就全球央行通脹目標制10年以來的實踐經驗作了一次全面梳理。

    伯南克等人的結論，與周小川所指出的一模一樣。以通脹目標制統領貨幣政策，首要的問題就是該選擇哪個價格指數作為衡量標準。但現實是，考慮到公眾的信心和溝通成本，中央銀行并不能“自定義”指數。絕大部分央行都選擇掛鉤消費價格指數（CPI），因為這個指數由政府發布，且有良好的可比意義。很多央行也會用到剔除波動率的“核心通脹指數”，但很少會將政策目標直接與之掛鉤，主要原因也是顧慮公眾信心。

    從實踐來看，通脹目標制運用得比較好的地區通常是“小型、開放、資源出口型”經濟體。對大國來說，由于自身經濟周期的波動足夠深遠，單一的通脹目標制并不比以前的相機抉擇更有優勢。大國的政策目標除了價格穩定，還有充分就業、金融穩定等，單一盯住價格水平，勢必會造成其他方面的損失。因此，在全球主要央行的實踐中，通脹目標制與其說是一條“規則”，還不如說是一個“框架”，只要有必要，是可以打破的。

    換句話說，通脹目標在央行的政策框架里，一開始就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央銀行家們很早就意識到，掛鉤CPI終有一天會遇到周小川所說的指標失真問題。但是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全球大通脹的環境下央行以此為主來設計政策框架，確實有其簡單明確、通俗易懂的巨大優勢。互聯網新經濟的興起，也在推動制度框架向“大政府有限央行”轉變，這進一步促進了通脹目標制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央行工具箱里還有其他手段去解決周小川所指種種問題。所要權衡的，無非是代價罷了。

    近幾十年來，公眾感覺到的通脹水平和CPI之間確實存在巨大的差異，這個差異還在拉大。不過，這并不僅是央行一家的事，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應是主要原因。就收入結構而言，富裕階層的資本性收入占比高，這導致央行在啟動逆周期操作時，政策收益的分布越來越不均衡。

    央行主要是負責總量的，結構問題誰來負責？恐怕，這才是周小川論文最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