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杜雨萌

    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實施以來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這尤其體現在建立健全法治體系方面。

    對此，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在近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圓桌會上用“兩大成果”予以概括，包括推動完成證券法修訂，在證券發行注冊制、顯著提升證券違法違規成本、加強投資者保護等方面作出基本制度規范；推動刑法修正案（十一）出臺，對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機構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和操縱市場行為大幅提高懲戒力度。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朱奕奕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新證券法與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銜接，進一步體現了法治體系建設對于資本市場深化改革的保駕護航。例如，新證券法明確的證券發行注冊制，有利于資本市場“入口關”的不斷暢通，為其引入源頭活水；與此同時，無論是新證券法或是刑法修正案（十一）顯著提高的證券違法違規成本和對其提高的懲戒力度，又在“入口關”暢通之時更加注重對于質量的把控。總的來說，這既有效保護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又有利于維護資本市場秩序，進而完善現代資本市場的監管體系，提高監管透明度和市場的法治化水平。

    而且，在嚴把“入口關”方面，新證券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均著力于進一步規范、壓實中介機構責任。

    朱奕奕進一步解釋，如新證券法在信息披露及其責任承擔等方面對中介機構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大幅度提高了相關中介機構未履行勤勉盡責的懲處力度，提升資本市場的執法震懾力，督促中介機構嚴格履行其職責和義務；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則在中介機構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等犯罪中，增加了關于保薦機構及與證券發行有關的保薦等證明文件的內容，擴展了證券犯罪領域中介機構人員的刑事責任范圍。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樊健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坦言，隨著我國證券公開發行注冊制的逐步推開，為了進一步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資本市場的“三公原則”，對事中、事后的監管及處罰等內容確實需要相應地加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刑法修正案（十一）才對欺詐發行、實控人責任以及中介機構責任等，做出了重大修改，加重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以財務造假為例，據證監會披露的數據顯示，2020年，證監會共辦理案件740起，全年新增信息披露立案案件84件，其中財務造假立案33件。

    樊健認為，在諸多財務造假案例中，如果中介機構能夠勤勉盡責地履行自身的義務，這樣的違法違規行為是能夠被發現以及阻止的，而這也是中介機構被稱為資本市場“看門人”的主要原因。

    易會滿表示，后續，要進一步強化中介把關責任，督促其提升履職盡責能力。監管部門也需要進一步加強基礎制度建設，加快完善相關辦法、規定。

    朱奕奕建議，監管部門在加強基礎制度建設，加快完善相關辦法、規定方面之外，進一步完善與國際實踐的深層對接，開展跨境監管與執法合作，完善我國資本市場違法犯罪法律責任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