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深圳特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義不容辭地在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等方面承擔起探索者的責任。

    主管深圳證券市場那幾年，是我幾十年職業生涯中最富有挑戰性、壓力最大的歲月。我們這一批探索者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用風里來雨里去來形容，一點也不夸張。但是在付出了心血、歷經了磨煉以后，能夠成就一番事業，造福國家和人民，也就不再遺憾了。作為特區老一代的開荒牛，我引以為傲。

    深圳市原副市長張鴻義

    試點股份制

    勇敢探索證券市場

    1984年元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欣然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平息了國內對是否辦特區的爭論，堅定了特區人堅持改革開放的信心。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了城市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方針政策。深圳特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義不容辭地在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等方面承擔起探索者的責任。

    1986年10月，《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出臺，1987年4月，市政府下發了《關于組建“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的通知》，股份制改革工作由體改辦和投資管理公司分工合作，共同籌劃、推動和落實。由于這項改革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市政府指定主管財政工作的市領導擔任投資管理公司首任總經理，因此我承擔起了統籌協調和推動這一改革落到實處的直接責任。深圳起步階段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積極扶植地方國企和大力依靠外引內聯，堅持兩條腿走路是我們的必然選擇。為適應這一客觀形勢的需要，深圳國企、外資企業、內聯企業對股份制改革逐步寄予希望，在經歷初期的陣痛后，發展形勢好于預期。

    隨著眾多股份制企業的出現，發行股票、債券和服務其交易過戶的需求產生，培育資本市場的客觀要求呼之欲出。加上深圳特區開局時國家早就明確，只給政策不給錢，籌措資金任務非常艱巨，并且努力配合國家金融改革、探索拓寬金融渠道、改善金融服務的任務也很明確。伴隨深圳發展銀行等老五股的出現，特區探索建立證券市場的時機逐步成熟。1988年5月，李灝書記兼市長提出“要利用特區政策優勢，創建資本市場”。經過一段時間醞釀，當年11月，市政府正式下文成立深圳資本市場領導小組，其主要任務：一是在市政府領導下，領導和推動深圳資本市場籌建和發展的有關工作；二是領導專家小組研究、制定發展深圳資本市場的政策、法規及工作計劃等；三是審議和批準專家小組和顧問小組的建議和報告；四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市政府報告資本市場發展情況，提出對策建議。當時指定我和主管金融監管的人民銀行羅顯榮行長分別擔任正副組長，有關職能部門負責人任組員。1989年和1990年有兩次變更：一是根據國家調查組建議，更名為證券市場領導小組；二是副組長有所調整，人行王喜義、肖少聯，體改辦徐景安，投資管理公司董國良等負責人先后參與決策。

    實踐表明，我國的股份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探索，創建證券市場是金融改革中最富挑戰性的一場實踐。這兩項改革的難點在于，我們既要尊重國際慣例和市場規律，又要密切結合中國國情和特區實際；既要積極興利，又要認真除弊，因此其探索之途難以平坦。這兩項改革猶如一對孿生兄弟，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我有機會同時參與這兩項改革試驗的組織推進工作，并且經受了實踐和歷史的雙重考驗，雖然辛苦，卻也難得?；I備交易所

    撥云見日終起航

    作為毗鄰港澳的經濟特區，深圳的金融改革開放全國最先起步。1982年1月，引進首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隨之國有專業銀行改革在這里率先啟動；1987年，開啟了地方和企業辦銀行和保險的探索。在國家的支持下，深圳成為了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試驗場。1986年底，作為全國股份制改革的試點城市，深圳又率先起航。經過兩年的努力探索，各類股份制企業及為其配套的金融服務需求先后出現。作為外引內聯企業眾多、地方國營企業急需壯大的深圳，更是急需大量建設和發展資金。在這種內外形勢推動下，研究和發展證券市場成為了我們的一個重大選項。

    在李灝同志的倡議下，1988年11月，市政府正式下文成立深圳市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研究和推動證券市場的構建、培育和發展。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當時對此改革也認識有限，如何起步是個難題。為破難關我們做了兩個決定：一是成立顧問小組，聘請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作市政府證券市場顧問，幫助培訓人員，協助起草規劃和法規。當時馮永祥董事長，葉黎成、陳新燊先生，邱小菲女士等香港專家多次親臨義務指導；二是成立專家小組，抽調禹國剛、周道志、湯學義等本地專家脫產研究證券市場架構、政策、法規、工作規劃等。經過海內外專家10個月的辛勤工作，1989年8月初步形成《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建資料匯編》。9月8日，經資本市場領導小組審查修改后上報市政府審批。

    11月15日，市政府下達《關于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批復》，并抽調王健、禹國剛負責籌建工作。1990年1月組織專家論證會，3月27日完成“藍皮書”正式編制。4月深交所的13家股東簽訂入股合同；同月接人民銀行總行通知，深交所開業需國家審批；4月28日人民銀行深圳分行上報總行，申請深交所10月份開業；5月黃菊同志率上海黨政代表團考察，并索要深圳證券市場藍皮書研究參考；國務院聯合調查組來深圳調研股份制和證券市場；6月為解決分散交易、分散登記過戶問題，市政府緊急抽調許季才、柯偉祥籌建證券登記公司；7月交易所首批紅馬甲完成培訓；國務院審計調查組來深工作；8月市政府任命羅顯榮任理事長，董國良任監事長，王健、禹國剛為副總經理，負責籌備工作。

    11月22日，我陪同李灝、鄭良玉同志到交易所現場辦公；11月26日證券登記公司奮戰4個月正式運營；11月29日，周建南奉命再次調研深圳證券市場；12月1日深交所開業試運行；1991年4月11日國務院授權人民銀行總行批準深交所正式成立；7月3日深交所正式開業。

    認真研究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第一，深交所身世不凡。從人行深圳分行遞交開業申請，到總行批準開業，歷時一年之久；這一年中，三個高規格國家調查組先后專程來深圳調研；人民銀行總行批文是國務院授權的；1991年7月3日深交所開業典禮，陳慕華國務委員和朱森林省長親臨致辭。如此嚴謹的審批過程，充分反映了這項改革的重要性、復雜性、艱巨性，體現了國家的重視、擔心和慎重。這一切，對開拓者們當年既有很大的壓力，也是巨大的動力?，F在看來，這段歷程對推動和指導這一影響深遠的改革破浪前行，功不可沒。第二，中國內地第一個證券市場能夠破土而出，歸功于國家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大氣候，要感恩深圳這塊改革開放熱土的培育。第三，深圳證券市場籌建和試運行耗時兩年半之久，參與部門和人員眾多，是集體創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后繼者們需倍加珍惜；第四，這個新興市場創業者們的專業才能、組織能力和敢闖敢試、勇于擔當的精神值得尊敬和發揚。

    “810”事件

    驚險化解新股搶購風波

    上世紀90年代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初期，曾經發生過兩起震動海內外市場，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一是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票認購表搶購風波；二是1995年2月23日上海“327國債期貨”風波。8月10日股市風波發生在深圳，又是中國證券市場首次重大事件，影響很大，經驗教訓非常深刻。

    經歷了1990年牛市和1991年熊市的雙重沖擊，在國家調查組指導下，我們進行一系列治理整頓，深圳股市終于有了一段平靜期。1992年初春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明確表態對證券、股市“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1992年3月19日，朱镕基副總理在廈門會見滬深證交所負責人時，還特別肯定了深圳試點的進步。4月田紀云副總理，5月福建省委賈慶林書記、上海市委吳邦國書記，7月朱森林省長、錢其琛外長等先后來深圳視察、考察和指導。

    但就在此時，牛市卻又在突破了區域限制后悄然走來。為了應對這一局勢，經多方努力，我們又審定了11家股份制企業準備公開上市。如何公開、公平、公正地搞好這次發行，促進股市平穩發展，成為我們的重點工作。當時領導小組按照“謹慎從事”原則，進行了多次討論，提出兩種選擇：一種是按國際通行的預繳款方式認購，一種是按1991年12月曾經有效的憑身份證購買認購表，再抽簽決定認購。開始我們傾向按國際通行方式辦，但消息傳出后，社會上一片反對聲，認為這個辦法幫富不幫貧，不公平。于是我們屈服于傳統思維，轉而求其次，按照中國國情，仍采取買認購表再抽簽方式。盡管這個方式上次成功了，但在新形勢下能否成功，我們也有過疑慮。為防“僧多粥少”，加大了售票量至500萬份，認購表價格做了大幅提高，開放了多達300個營業網點，安排了公安、工商、監察等部門加強保安和監督。然而這些努力并沒有取得成功。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我們對跨省市認購抽簽表的形勢和群體力量之大估計不足；二是認購方案設計不盡科學、合理，審定時又未能及時發現；三是售表過程中有工作人員違規舞弊，誘發未能買到表的人嚴重不滿。于是不滿者聚集，向市政府和人民銀行討說法。為了化解因為供不應求所產生的矛盾，李灝書記即刻果斷拍板，決定當夜再增印500萬張認購表，此議獲得國務院領導認可。在人民銀行和各商業銀行網點的密切配合下，500萬張新表8月11日如期發放，一場風波得以初步化解。于是我們立即組織各方面力量，投入積極有序地處理善后事宜階段。

    正在此時，國務院通知8月12日至8月13日兩天，在北京召開“部分省市股票市場試點工作座談會”，于是我馬不停蹄地趕到北京參加這次會議。此時召開專門會議討論證券市場試點，毫無疑問深圳會是關注的熱點。“810”股市風波，我們如何匯報？國務院態度如何？深圳試點的前途與命運怎么樣？這是我們當時特別關心的問題。會前我征求了李灝、鄭良玉、厲有為等主要領導意見，一致認為“我們如實匯報事件情況，認真聽取中央處理意見”。李鵬總理和朱镕基副總理親自主持會議并分別作了講話。8月12日上午在會上見到朱副總理時，我曾要求簡要匯報一下情況，他表示“情況我們都清楚了，不用再匯報了”。在其隨后的講話中，他明確地亮明了態度：“國務院對股份制非常重視，多次開會研究。前幾天深圳出了問題，現在平息了。他們也很辛苦，我們沒有過多責怪他們，因為這是改革過程中的事。但要認真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工作。”國務院領導了解情況如此迅速，分析問題如此客觀，處理問題實事求是又站位很高，令我十分佩服和感動，多日來的辛苦、壓力和煩惱似乎也有所減輕。8月13日，我趕回深圳比較晚，但深圳證券登記公司會員大會卻仍沒有結束，大家在焦急地等待我帶回來的消息。當我傳達了國務院領導的表態和要求：“要認真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工作”，“堅決試、大膽試，一定要試好”，全場響起了非常熱烈的掌聲。第二天深圳和香港的報章紛紛報導了這一重要新聞，關心深圳證券市場命運的各界人士方松了一口氣。

    客觀地分析，這場風波國內外、正反兩方面影響都很大。但它最重要的影響是暴露了當時市場的深層次矛盾，引起了國家領導層的高度重視，促進了我國證券市場管理思路的調整，催生了建設全國性證券市場方案。所以它不僅一段時間內改變了股市的價格走勢，更重要的是敲響了證券市場加強風險防控的警鐘。兩個月后國務院發文做出決定：停止新股發行半年，抓緊研究推出新股發行新規范；明確上海、深圳兩地證券市場繼續試驗，不再開設新的交易所，其他地方符合條件的股份公司，經嚴格審批后可到兩地上市；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證券市場；抓緊相關法規的制定和完善。

    作為深圳證券市場的組織和領導者，在方案制定階段雖然曾預感到可能的風險，但卻沒有膽識力排眾議，對實施方案設計又未能科學地把好關，因此沒能防風險于未然，對此我深感遺憾和不安。事后除了認真總結教訓外，只能加倍做好各項工作加以補償。

    成立首家基金公司

    苦心培育機構力量

    面對證券市場的過度投機和不時的大起大落，我們很辛苦，也很苦惱，一直探討可能的化解之路。當時發現我們的市場最不同于國際市場的一點，就是只有散戶投資者，缺乏合格的機構投資者。為了疏導居民手中的閑散資金和培育專業的機構投資者，努力改善市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我們開始對此深入研究。1992年4月23日深交所率先提交了關于基金的研究報告。經市政府和人民銀行初步認可后，指定陳儒和殷可兩個年青人負責籌建跟進。6月特區人民銀行迅速行動，頒布了全國首個地方性法規——《深圳市投資管理基金管理辦法》。6月28日平安保險等七家金融機構簽訂了合資協議書。10月8日經人民銀行和市政府批準，我國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宣告成立。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后，該公司發行了第一個基金產品——天驥基金。1993年2月3日完成公開發行，募集資金5.81億元，首發成功。1992年12月23日深圳藍天基金管理公司隨之成立，并于1993年2月公開發行藍天基金3.79億元。此后兩只基金分別被批準在深交所交易，開啟了我國證券市場基金投資業務發展的歷程。

    結語

    主管深圳證券市場那幾年，是我幾十年職業生涯中最富有挑戰性、壓力最大的歲月。我們這一批探索者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用風里來雨里去來形容，一點也不夸張。但是在付出了心血、歷經了磨煉以后，能夠成就一番事業，造福國家和人民，也就不再遺憾了。作為特區老一代的開荒牛，我引以為傲。

    1993年12月公司法的問世，1999年7月證券法的出臺，2002年后五大國有銀行先后重組上市，標志著股份制改革和證券市場已經扎根中華大地，并且為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和繁榮富強做出了貢獻。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試點地深圳經濟特區業已茁壯成長，成為我國第三大金融中心城市和國家科技創新的排頭兵。值此之際總結和回顧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歷史，作為曾經為這一改革破土而做出過探索和貢獻的金融老兵，我深感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