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綜復雜的全球經濟走向何方？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哪些挑戰？民營經濟在新形勢下何去何從？改革開放之路如何砥礪前行？今日起，中國證券報邀請各大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論道2019，剖析熱點話題，為明年經濟發展建言獻策。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預計，明年上半年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宏觀調控可考慮財政政策更為優先，減稅降費力度應超市場預期，以達到穩定經濟增長的目的。貨幣政策做好配合工作，單純降準甚至降息的效果將難如預期。

    明年上半年下行壓力或加大

    中國證券報：如何判斷明年經濟增長形勢？經濟新增量可能出現在哪些方面？

    沈明高：預計明年上半年經濟增長傳統動能的下行壓力持續加大，我國GDP增速或下滑至6%以下。這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一是明年上半年外部環境對出口的影響會較為明顯；二是明年房地產投資增速或許很難維持今年水平；三是受低端制造業轉移和出口放慢影響，制造業產能投資增速有下行壓力；四是在金融嚴監管和地方政府“穩杠桿”前提下，基礎設施投資增長空間有限。

    在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過程中，GDP增速放慢是意料之中的。現在市場主要擔心的是GDP增速放慢可能帶來兩方面壓力：房地產價格泡沫會否破滅，帶動經濟快速下行；民營企業會否出現歇業潮，導致失業人口增加。需要明確的是，這兩方面壓力與GDP增速有一定關系，但并不必然相關。在傳統動能勢頭逐步衰減、新動能尚未成長起來的轉型時期，關鍵是要增加經濟長期發展的確定性。

    當然，明年我國經濟增長也有值得期待的亮點。首先，外部環境可能有所改善。其次，本次中美經濟周期錯峰明顯，當前中國經濟處于調整期，明年美國經濟可能會有所下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貨幣政策施策空間有所擴大。第三，預計明年美聯儲加息兩次，而且很有可能會結束本輪加息周期，因此明年美元可能會從升值轉為貶值，資金外流以及人民幣貶值壓力會有所減輕，通常利好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股市。最后，從內部看，明年財政政策或更加積極，是緩解我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的重要抓手。

    要尤其關注我國消費。在出口做減法的同時，唯有消費做加法，才能切實起到穩增長作用。長期來看，在未來以消費主導的情況下，政策應更加多元化。同時，應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農村居民或農民工要高。再者，可以在社會保障方面考慮有一個適當的增量。改善社會保障水平，可以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水平，增加消費。短期來看，要繼續加大減稅規模，并采取更多措施鼓勵消費。比如，當前的長假制度可進行調整，實施年休假制度，讓大家根據自己合適的時間出行，以此鼓勵消費。

    中國證券報：今年以來，金融嚴監管成效明顯。明年金融領域嚴監管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沈明高：金融嚴監管是有益且必要的，目前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克服金融嚴監管和經濟增速放慢之間的矛盾。嚴監管必須有配套措施，在關上一扇窗的同時，必須打開一扇門，即在嚴監管的同時，要讓經濟增長有新增量。否則，如果明年經濟增長持續放慢，嚴監管或面臨很大阻力。嚴監管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去杠桿和打破剛性兌付等都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些企業的破產、不良貸款的上升和經濟增速的放慢。

    金融領域嚴監管的目的，是要在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之間建立一種和諧關系。因而，嚴監管不是一時之策，不因經濟增長加速或放慢而有所調整。從嚴監管角度來看，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應該提醒銀行信用風險。如果在金融領域要嚴監管，同時希望能夠避免經濟增速放緩，就需要財政政策發揮積極作用，比如可以用財政專項基金或財政貼息的辦法鼓勵金融機構支持民營企業。金融領域嚴監管是為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化解系統性風險，如果有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嚴監管才能行穩致遠。

    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作用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明年的貨幣政策？明年的施策重點會是什么？

    沈明高：我們希望明年是財政政策優先年，貨幣政策扮演配角。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問題。形象地來講，貨幣政策是“打麻藥”，財政政策或其他結構性改革是“動手術”，“打麻藥”的目的是為“動手術”。如果明年仍是貨幣政策優先，就像是打了麻藥忘了痛。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推遲這些結構性問題的爆發。我們應該解決這些問題，而非推遲這些問題。

    受結構性因素影響，貨幣政策邊際效果不斷下降。如果美聯儲結束加息，將為我國貨幣政策放松打開空間。貨幣政策放松的目的不是為了“止痛”，而是為“動手術”做好準備，為當前和后續改革贏得時間。如果只是簡單地降準、降息，不只效果越來越差，后遺癥也會越來越明顯。

    中國證券報：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應如何更好地發揮效力？

    沈明高：從積極的財政政策看，包括兩方面：一是要有多積極，二是應該怎么做。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超出市場預期，才能達到穩定市場和投資者信心的目的。比如，現在市場預期明年減稅降費規模可能在1萬億元左右，要超過市場預期就可能需要2萬億元的減稅費規模。如此，財政政策可能會更有效，在金融嚴監管下對經濟增長起到穩定作用，彌補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取決于三個方面：第一，較大幅度提高財政赤字率水平，在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換的關鍵時期，不要拘泥于3%的赤字率，可擴大至3%-5%；第二，減支才能減收，建議逐步實施“小政府、輕稅”政策；第三，利用現有國有資產優勢，充實社保，支持減稅費計劃，鼓勵消費。

    對于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怎么做，現在市場已慢慢形成共識。減稅是一項積極的財政政策，把錢留在企業或老百姓口袋里，它能發揮的效果可能比收上來、再讓政府去補貼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