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前所未有的變局中，金融應該如何作為，才能更好地應對挑戰？廣東省原副省長陳云賢日前就此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金融在國家經濟發展乃至國際金融體系和秩序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金融在注重解決當前短期問題的同時，更應從大處著眼、立足長遠做好頂層布局，化挑戰為中國金融“彎道超車”的機遇。

    陳云賢認為，目前國內金融應抓好三件事：一是防范金融風險，應重點抓好監管協調；二是金融發展不僅要“守”，更要適時“進擊”；三是市場解困的重點在民營上市公司。

    防范金融風險應重點抓好監管協調

    陳云賢認為，2017年7月中央召開金融工作會議以來，中國已確立并擁有世界最優的金融監管架構，但尚需加強監管協調以發揮其最佳作用。縱觀世界各國金融監管體制，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單一監管體系，即由一家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業實施高度集中監管。目前，世界上大多數中小國家即采用這樣的監管體系。二是多元監管體系，即不同機構主體監管不同金融業務，這種監管機制以美國為代表。三是“雙峰”監管體系，即把審慎監管與行為監管區分開來，前者主要監管銀行業和保險業市場，后者主要監管證券業市場。國家的金融機構既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又可以混業經營、混業監管。英國、加拿大等國就采用這種監管體系。中國選擇采取“雙峰”監管體系，并在國務院層面設置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這種監管體制簡單明了，既有分工，又有協調，更有問責。對中國來說，是一種更具效率的監管模式。”

    陳云賢指出，美國于2010年成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該機構直接向國會負責。英國雖于2012年成立金融政策委員會，但其職能與貨幣政策委員會、審慎監管委員會一樣分布于英國央行之中。

    陳云賢認為，在汲取世界各國經驗，并結合本國國情，采取“雙峰”監管加設立國家頂層金融監管協調機構后，中國實際上已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優的監管框架。由于改革和成立時間尚短，目前金融監管架構的最佳作用還尚未完全發揮出來，還需從五個方面強化金融監管協調，方能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實質推進金融發展。

    第一，要完善組織監管協調。具體來說，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與貨幣政策委員會之間要有效協調；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與銀保監會、證監會要有效協調；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之間要有效協調等。第二，要強化政策監管協調。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互動。當然，在關鍵時期，還涉及到與匯率政策、監管政策的互動協調事宜。第三，要健全中央地方監管協調。建議在成立省市金融監管局后，要迅速界定省市金融監管職能，同時明晰中央派駐地方“一行二局”的監管職責，厘定與地方的監管協調關系。第四，要對接離岸在岸監管協調。應在建立離岸在岸金融交易結算平臺、設置離岸在岸金融對接特殊賬號后，可嘗試開設“沙盒監管”試驗區域。第五，應推進系統重要性項目金融監管協調。比如，人工智能、區塊鏈研究，“一帶一路”項目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發展，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等。

    此外，作為國家金融頂層監管協調機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應明確其國內國際金融宏觀調控、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突發事件應對的定位。陳云賢表示，在具體運作過程中，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也還有三個方面需要完善：一是成員組成結構還需優化，除相關部委負責人外，還應納入一些地方分管金融的官員，尤其是北京、上海、廣東等金融業發達區域；二是按上述在金融監管協調中需要強化的五個方面，可思考設置五大協調部門；三是應考慮實行定期例會制度，形成建議書，定期報送中央。

    對外方面，他還建議，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還應尋求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推動國際金融監管協調，積極參與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監管協調機構G20金融穩定理事會活動，主動對接國際清算銀行、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等，使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既在本國金融監管中強化，又在國際金融監管合作中完善。

    金融發展不僅要“守”更要適時“進擊”

    “回顧國際貨幣體系發展歷史，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往往與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與大宗能源交易相結合，捆綁其交易成為結算貨幣，最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陳云賢介紹，十八世紀英國開始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重要商品是煤炭能源。英鎊捆綁煤炭交易，在黃金白銀作為世界貨幣的同時，其也進入一定范圍、區域、國家的世界貨幣之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元與歐洲各國貨幣在戰后重建過程中實現結算，更重要的是推動了美元與世界石油交易進行捆綁結算，從而形成了當前美元“一家獨大”的國際貨幣體系。

    2005年，1997年頒布的《京都議定書》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京都議定書》提出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清潔發展機制三個靈活合作機制，各國減排是強制性、規定性的，減排后如有國家不能完成任務或有多余額度，可在強制性一級市場或初次交易市場中實行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交易，在二級市場減排過程中也能按不同金融機構、投資單位、企業項目等參與交易，隨之產生碳排放權交易，金融市場上也形成了碳商品等一系列新金融產品，進而形成碳遠期交易、碳期貨、碳期權、碳基金、碳市場等。

    中國是全球最具潛力的減排市場之一，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碳排放權交易。據世界銀行測算，全球碳交易總量2020年有望達3.5萬億美元，超過石油成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場。陳云賢表示，在國際貨幣先后經歷“煤炭-英鎊”“石油-美元”體系后，如中國搶占先機以“碳排放權交易-人民幣結算”為載體，建立與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低碳經濟發展金融體系，可演繹一條人民幣國際化在能源貿易中崛起的“彎道超車”新路徑。

    他坦承，中國還處于碳排放權交易建設階段，市場運作正在逐步健全，除正式啟動碳現貨交易外，碳遠期、碳期貨等市場還處于探索和產品研發中，尚未建立碳期貨交易市場等。因此，加快中國碳交易市場建設發展在現階段相當迫切，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切入：

    一是建立健全碳市場體系，具體來講，要規范現貨市場，創建碳期貨市場，制定碳排放標準和設計碳交易標準，健全碳資產財產權保護法。二是創建碳期貨交易所，在現有各省市碳現貨市場試點的基礎上，全面提速建立統一的國內碳現貨市場，同步創設碳期貨交易所，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碳金融組織服務體系。三是以標準化建設為抓手，搶占亞洲碳期貨市場話語權，要完善碳排放標準及現貨交易機制；合理設計碳期貨交易標準及交易機制；加強法制建設，捆綁碳期貨交易與人民幣國際結算，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

    “如能借助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廣泛吸納亞太國家和地區參與碳期貨交易所，一旦人民幣成為碳期貨交易結算貨幣，那么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地位。”陳云賢表示。

    市場解困重點在民營上市公司

    今年以來，在內外部因素影響下，上市公司尤其是民營上市公司穩定和發展受到影響。陳云賢介紹，以經濟大省廣東為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通過對廣東民營上市公司三季報的分析顯示，廣東民營上市公司總資產增速放緩，更依賴于負債增長。截至三季度末，廣東民營上市公司總負債為1.49萬億元，同比增長21.16%，其中62.33%的新增資產來源于負債。廣東民營上市公司營收增長較快，但稅費、人力成本、財務費用增長拖累盈利能力。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廣東民營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8.06%，但營業成本也同比增長17.61%；民營上市公司稅費為717.65億元，同比增長16.63%，應付職工薪酬313.99億元，同比增長27.69%，財務費用173.71億元，同比增長15.10%。

    陳云賢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對大量上市中小微企業的扶持很重要，但上市公司是關鍵少數。“一家上市公司通常可以帶動一個產業鏈條，大部分處于產業鏈條中上端。”陳云賢不久前剛在美的集團做過調研。他說，美的集團作為一家家電科技上市公司，公司有完善的產業鏈配套鏈條。其中，上游供應商核心客戶就超過4000家，下沉的二級配套供應商超過10000家，三級配套供應商超過30000家；下游銷售代理商客戶超過5000家，而分銷商、經銷商、門店更超過30000家。

    “民營上市公司穩定發展，則國家經濟也能穩定發展。”陳云賢指出，從中長期看，要全力培植新興未來產業，扶持新興產業上市公司。從短期看，或從現階段關鍵時期看，他認為，降低企業成本和改善企業融資環境、拓寬融資渠道是救助和扶持民營上市公司兩個主要著力點。

    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陳云賢建議采取三項措施：一是進行稅費減免，特別是對高新制造業等高附加值民營企業給予稅費減免；二是實施差異化利率，包括在關鍵時期對上市公司尤其是民營上市公司實施定向降準措施；三是推進行政商事改革，精簡行政事業性涉企收費，精簡審批流程和時間。

    在改善企業融資環境和拓寬融資渠道方面，他也建議采取三方面措施，分別是：設立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專項扶持基金；發揮地方政府融資擔保作用，降低上市公司融資費用；鼓勵民營上市公司發行優先股、可轉換債券，推動債轉股深入實施。

    近來，一些上市公司大股東面臨股權質押爆倉風險，影響公司經營穩定。很多地方政府已設立上市公司紓困基金，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陳云賢認為，這種由政府主導，但又按市場規則運行的方式值得推廣。我們也要以此為契機，探索政府援助管理和退出機制。

    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用紓困基金購買上市公司股份，以解決關鍵階段上市公司急需的資金問題；另一方面，雙方簽訂股份回購協議，經過一段時間，在上市公司資金得到緩解后，公司可按既定價格回購政府臨時持有的股份。上市公司不多的地區，紓困基金可作為一種臨時應急性安排；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上市公司密集地區，可考慮將其作為常設機構。基金資金來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包括財政資金、銀行貸款、發行債券等方式。

    陳云賢認為，在當前或某一特殊緊急關鍵時刻，救助和扶持民營上市公司，促進民營上市公司穩定發展，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可以起到穩定龍頭企業，帶動中小企業，理順整個產業鏈條發展的作用，從而也給市場注入信心。美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就曾實施過大規模“不良資產救助計劃”，最后大部分資金都順利實現回收和退出。中國也應積極探索建立政府、央行和各監管部門共同參與的適合中國實際的市場化應急處置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