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金融風險處置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

    2020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收官之年。在過去3年，一批重大問題隱患被“精準拆彈”，一些難處置的硬骨頭最終被“啃”下，不少潛在風險在源頭被化解。

    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強化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科技監管，確保金融創新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完善金融風險處置工作機制，壓實各方責任，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表示，防風險是金融業永恒的主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不能松懈。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

    取得決定性成就

    近年來，金融風險從發散轉為收斂，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一組數據可以客觀予以反映：

    ——金融體系內部高杠桿降下來了。2017年至2020年，銀行業和保險業總資產年均增速分別為8.3%和11.4%，約為2009年至2016年間年均增速的一半。

    ——銀行業不良資產認定與處置大步推進。2017年至2020年，累計處置不良貸款8.8萬億元，超過之前12年的總和。

    ——影子銀行得到有序拆解。經過集中治理，中國影子銀行規模較歷史峰值壓降約20萬億元。

    此外，近年來金融違法犯罪行為受到嚴厲懲治，不法金融集團風險逐步化解，一大批非法集資案件得到有序處置，互聯網金融風險形勢根本好轉。

    其中，全國實際運營P2P網貸機構數量，由高峰時期約5000家，到去年末完全歸零。打著金融創新旗號、“無照駕駛”違法從事金融業務的亂象得到集中整治。

    金融機構的高風險問題也得到穩妥有序處置。比如，恒豐銀行通過剝離不良資產、老股東縮股、地方政府注資、引入戰略投資者等舉措，穩妥化解風險，完成了市場化改革重組，從一家“壞銀行”變為“好銀行”。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證監會原主席、原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表示，過去3年，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成就，不良貸款、影子銀行、高風險機構、互聯網金融活動、處置重大非法集資案件等任務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金融防風險“現在進行時”

    多個重點領域風險受關注

    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金融防風險永遠是“現在進行時”。

    尚福林表示，當前，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信用風險具有一定滯后性，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仍不能松懈，要統籌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范。

    多位金融系統代表委員提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需要重點關注的領域。其中，宏觀杠桿率水平、信用風險和不良反彈、房地產市場、高風險機構處置等被多次提及。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劉新華提出了金融風險防范要高度關注的三大問題：一是要保持宏觀杠桿基本穩定，二是高信用債券違約影響市場信譽，三是跨區域、跨行業、跨境存在的金融風險。

    “2020年我國宏觀杠桿率大幅上升，也累積了一定的潛在金融風險。”人民銀行鄭州中心支行行長徐諾金認為，要加強貨幣政策短期調控和中長期政策的協調，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

    關于不良貸款反彈壓力，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銀行業協會秘書長劉峰表示，商業銀行一方面要配合政策要求，做實資產分類，充分抓住不良處置政策調整機遇，加快資產處置；另一方面要加大撥備計提力度，備足抵御風險的“彈藥”。

    “去年‘永煤’信用債違約事件暴露出我國債券市場法律體系的系統性和完備性不足，債券市場法治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徐諾金建議，進一步壓實各方責任，強化投資者利益保護機制，加強監管協調和統一執法力度，加強法治化解決債券市場體制性風險力度。

    完善風險處置和問題機構退出

    進一步筑牢金融安全網

    當前，關于金融監管與金融風險處置，高層高度重視對于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的健全與完善。可以預期的是，下一階段，金融管理部門將在金融發展、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之間更好地尋求平衡；通過扎緊制度籬笆、補齊監管短板，進一步筑牢金融安全網。

    更長遠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和存款保險制度。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補齊監管制度短板，在審慎監管前提下有序推進金融創新，健全風險全覆蓋監管框架，提高金融監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十四五”期間，針對金融創新發展和金融風險演變特點，人民銀行會繼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逐步將主要金融活動、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納入宏觀審慎管理，重點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與金融基礎設施監管的統籌監管。

    “在應對和處置金融風險時，我們會要求進一步壓實股東、各類債權人和地方政府責任，與金融監管部門共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陳雨露表示。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認為，風險處置和問題機構退出是現代金融監管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建議健全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

    2019年以來，金融監管部門對包括包商銀行在內的十多家不同類型的中小金融機構采取接管、重組等風險處置措施，對包商銀行等個別發生破產原因的機構實施破產。

    “但社會乃至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能‘立’能‘退’不能‘破’、仰仗國家兜底的認識仍然較為普遍，處置這些問題金融機構大多采取金融風險處置措施，幾乎不進入破產程序。”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郭新明認為，一個缺少適度的破產風險意識和壓力的金融市場，至少是活力不足、不夠健康的。

    郭新明建議，修訂企業破產法增設“金融機構破產”專章，規定金融機構破產原則及相關制度、統領金融單行法律法規有關破產規定。同時，明確金融監管部門以及存款保險基金、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投保者保護基金在金融機構風險處置以及破產清算中的職責及有關履職要求。

    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行長白鶴祥也建議，在修訂企業破產法，增設“金融機構破產”專章的基礎上，持續總結摸索經驗，進一步加速推動全國人大制定規范、系統的金融機構破產法。

    金融風險處置工作機制也正在逐步完善過程中。不久前，銀保監會發布《銀行保險機構恢復和處置計劃實施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指導符合一定條件的銀行保險機構設立“自救為本”的“生前遺囑”。包括制定恢復計劃，在重大風險情形發生時，主要通過自身與股東救助等市場化渠道解決資本和流動性短缺，恢復持續經營能力；在恢復計劃無法有效化解重大風險，或者可能引發區域性與系統性風險時，通過處置方案實現有序處置，維護金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