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大城市更依靠流動人口來發展壯大？

    近日，隨著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出爐，19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之中，已有13個城市公布了流動人口數據。21世紀經濟研究院對其研究發現，盡管同為“頭部城市”，但這些城市之間流動人口的比重卻差別巨大。

    其中，流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最高的是東莞，2020年全市1046.67萬總人口中有795.22萬是流動人口，占比達75.98%；深圳則是流動人口數量最多的城市，2020年達到1243.8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70.84%。

    與之相比，總人口達到3205.42萬的重慶，流動人口僅481.14萬人，占比為15.01%。這是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重慶都是人口流出城市，城鎮化水平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也較低，因此吸納的更多是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即在重慶內部互相流動的人口），外來流動人口相對較少。

    此外，如果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近10年來西安、成都、廣州等市流動人口數量增長迅猛，其中西安和成都的流動人口增幅均超過100%。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一方面，流動人口較多，表明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更強。流動人口一般為青年人口，能夠很好地改善城市人口結構，使城市的人口年齡結構更年輕化。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許多公共服務供給仍然主要面向戶籍人口，還未有效覆蓋到流動人口，因此對城市而言，如何更好地滿足流動人口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需求，已成為一個重要命題。

    比重最高4城均在廣東

    從目前來看，一座城市吸引流動人口的重要因素，包括城鎮化和工業化水平更高、城鎮整體發展時間較短、擁有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等方面。

    在13個城市中，東莞、深圳、佛山和廣州4個珠三角城市，流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均超過50%，這也在13個城市中包攬了第一到第四名。

    就東莞而言，該市的流動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為6193503人，省內流動人口為1758711人。也就是說，東莞的流動人口主要為外省流入，他們多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一族”。與此同時，東莞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僅為13241人，這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相對偏低。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樣的人口特征，與東莞產業發展高度關聯，東莞的傳統優勢產業是紡織服裝、食品飲料、家具制造、建筑材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對人口學歷要求相對不高。作為改革開放之后迅速發展起來的城市，東莞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前來務工就業，并為其制造業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深圳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同樣超過70%，但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達到了28849人。這主要是得益于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深圳不斷吸引匯聚高素質人才。2020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為10272.72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37.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為4893.45億元。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流動人口在深圳快速崛起為一線城市的過程中，貢獻了巨大力量。同時，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深圳是四大一線城市中落戶門檻最低的城市，憑借“來了就是深圳人”的理念和舉措有力地吸引流動人口。

    與之相比，作為人口大市，重慶2020年的流動人口僅為481.14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15.01%。重慶流動人口比重相對較低，主要是受到城鎮化水平的制約。2019年，重慶的城鎮化率為66.8%，而其它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普遍已達到80%以上。這意味著，目前重慶仍有大量的農村人口等待被轉化為城鎮人口。未來，重慶在進一步加快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中，應積極創造和有效提供城鎮就業機會，從而吸引本地外流人口回流，實現就地城鎮化。

    此外，天津、沈陽、西安、南京等城市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30%以下，但背后原因卻各不相同。比如，南京所在的長三角地區“強市林立”，人口競爭相對激烈；沈陽所在的東北地區，區域整體仍存在人口流出慣性。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過去10年，重慶、天津、沈陽和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率也均未超過20%，這在所有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處于較低水平。西安的常住人口增量相對可觀，但主要是因為代管西咸新區并率先降低落戶門檻。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這些城市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因此難以在一個統一標準下對它們的流動人口占比高低進行評價，但整體而言，流動人口占比較高的城市經濟往往更為活躍，也更有能力持續吸納人口流入。

    因此，現實中，即便一些城市控制人口規模，但在更高收入水平、更優質教育資源的牽引下，流動人口依舊表現活躍。以北京與上海為例，兩地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均不低，2020年分別為38.45%和42.14%。此外，擁有較好生活環境和獨特吸引力的成都，2020年流動人口占比也超過了40%。

    要警惕過度集聚的負面效應

    但是，流動人口增加，也給城市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仍以北京和上海為例，在2000-2010年間，兩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長，10年間都增加了約600萬人。但是，近10年兩市都對常住人口總量進行控制，導致流動人口增長放緩。其中，近10年北京流動人口增長19.50%，上海流動人口增長16.70%，這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幾乎處于墊底位置。

    為何要控制常住人口規模？2017年，國務院在《關于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指出，上海要牢牢守住人口規模、建設用地、生態環境、城市安全四條底線，著力治理“大城市病”，積極探索超大城市發展模式的轉型途徑。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萬左右。

    所謂“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現的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物價過高等“癥狀”。一定程度上，這是大城市吸引人口流入必須要承擔的“成本”，也是地方政府需要面對的“功課”。

    過去10年，成都、西安、廣州等省會城市的流動人口增長較快，其中成都和西安增長超過100%。這與省會城市擁有較好的醫療、教育資源相關，也表明省會城市對周邊城市乃至其它三四線城市的人口“虹吸”進一步加強。

    流動人口增長加快，公共服務就必須得到更及時補充。

    以西安為例，統計年鑒顯示，2017年之后，西安小學在校生人數出現快速增長，從2017年的66.68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78.98萬人，與之對應，小學教職工數量也從2017年的38494人增加到2019年的44511人，其中小學專任教師從2017年的34163人增加到2019年的39836人。

    盡管如此，西安每位專任教師管理的小學生人數，還是從2017年的19.5人升至2019年的19.8人，意味著西安每位小學生分配到的老師數量下降。

    事實上，一些城市流動人口占比較高的城市，亟需改善教育資源供給。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教育資源是按照戶籍人口進行配置，供需矛盾已日漸突出。不過，近年已有不少城市開始加快“補短板”，根據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資源。

    以東莞為例，根據該市統計公報，2020年東莞初中招生9.24萬人，普通高中招生3.38萬人；東莞初中在校生為26.57萬人，普通高中在校生為9.15萬人，普通高中招生和在校生的人數均不足初中的40%。為此，2019年東莞就提出，該市到2022年新建擴建公辦高中階段學校10所，增加學位2.5萬個。

    另需注意的是，流動人口比重較高也會對城市人口性別比產生影響。仍以東莞為例，2020年東莞的人口性別比為130.06（女性=100），深圳的人口性別比也達到122.43，均較高，這與流動人口中男性占比更大不無關系。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流動人口數量多、增長快的城市，都應密切關注流動人口的需求問題，逐步推動非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均等化，讓更多流動人口受益。同時，應按照自身可承受的速度和強度，逐步推進流動人口轉變為戶籍人口，使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不僅能留下就業，更可以就地生活、養老。

    事實上，隨著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流動人口對城市發展的正向作用將越來越明顯，大城市對外來人口的需求也仍在不斷增長。

    而為了吸納人口，大城市應該注重發揮“集散效應”。未來，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仍然是客觀規律，但為了避免人口過度聚集帶來的負面效應，大城市可將人口向周邊的郊區、新城、衛星城等進行合理引流。

    近年，一些城市已開始探索實施“差別化落戶”。比如，上海在今年3月份提出，加快吸引各類人才向上海五大新城（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集聚，優化新城人才落戶和居住證政策。其中，上海對新城范圍內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單位錄用的非上海生源應屆普通高校畢業生，落戶打分增加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