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相關部門適度著手定期考察城市居民對公共品的支付意愿，從而更加能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制定相關政策。

    潘聿航

    2021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超過世界1.21萬美元人均GDP水平。這一具有“門檻效應”的現象將改變許多產業格局，對許多政策制定也有引申意義，而可持續發展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國民收入的變化會影響環境污染相關的產業格局。當收入跨過均值門檻時，可以大致認為中國人群對于污染的“厭惡”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這里的“厭惡”與“平均水平”可以從至少兩個角度來闡述，第一，同樣程度的污染，在中國造成的危害可能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同樣程度的污染，中國老百姓對減少這些污染物的支付意愿，可能也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

    如何認識這一轉變？可以多角度觀察：從貿易的角度來看，中國過去人均收入低，通過發展大量的與污染相關的行業提高了人均收入，成為了世界工廠。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產品出售到國外，生產時產生的污染卻留在國內，影響環境和居民健康。不過，這一時期的污染帶來的損害可能低于發展工業帶來的好處，從社會總體福利的角度可能是合理的。但在跨過“平均水平”的門檻后，我國在世界上的分工可能就會因此快速變化。貿易上，我們可能會轉向從其他更低收入的國家來購買與污染相關的產品，不再是“污染天堂”。這些年國內相關產業的外流，或者沿海發達省份向內陸省份的“騰籠換鳥”就是這一內容的真實寫照。

    從產業格局的角度看，從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的產業轉變是收入上升過程中伴隨的經濟結構變化，而后兩者往往也是更清潔、更高效的行業。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產業轉變并不限于產業間的替代，也包括產業內的升級。例如，傳統的石油化工行業不一定需要“一刀切”式的淘汰，如果排放降低、技術領先、自動化程度高，一樣是達成了目標。即政策可以不以行業為準，而以技術等指標為先。另一方面，在產業格局變化的過程中，雖然市場能自發發揮導向作用，良好的政策環境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許多技術革新需要依靠中小微企業、留住高端人才。如果補貼依舊大規模地流向傳統行業，擠壓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限制高端人才的就業選擇，這只會限制我們進一步發展的步伐。

    從政策制定的角度講，提高的支付意愿、增加的污染成本會更加放大一些可持續發展政策帶來的效益。例如，2020年芝加哥大學與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研究人員就指出，中國老百姓對于減少空氣污染的支付意愿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將一個城市的所有人的支付意愿加總，將是一筆應對空氣污染不菲的價值，可以從科學角度論證、推動許多環境政策的落地。如煤改氣等政策，實施時成本高昂、建成后效益不明，很多地方政府都難以下決心，但如果考慮了收入增加后人群的支付意愿，將是一筆值得進行的公共品投資。

    過去，中國許多的諸如此類的政策制定都有這樣的習慣，即沒有考慮到人口的支付意愿，在有限的情況下也只是考慮到了污染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在收入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時，人民對于公共品的支付意愿已經不容忽視，在許多城市其實出現了“公共品短缺”的現象，這其實是政府的缺位。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被忽視的支付意愿正是這一矛盾背后的經濟學含義。建議相關部門適度著手定期考察城市居民對公共品的支付意愿，從而更加能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制定相關政策。

    （作者系康橋經濟社研究員，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博士后）

    以上文章發表的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證券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