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就原告上海朱雀珠玉橙投資中心（有限合伙）（下稱“上海朱雀投資”）訴被告新三板公司上海阿波羅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阿波羅”）及其前實際控制人邵軍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一案，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并公開宣判。上海金融法院認定，原告上海朱雀投資的投資差額損失為318萬元，判令被告邵軍承擔賠償責任，阿波羅因并非操縱市場行為人而不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該案系全國首例新三板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也是首例涉交易型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的民事賠償責任案。

    3000萬元定增交易引發糾紛

    天眼查顯示，上海朱雀投資分別由海南平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朱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有96.59%和3.41%的股份，其中后者為上海朱雀投資執行事務合伙人；阿波羅于2015年在新三板掛牌交易。

    回溯案件詳情可知，2015年8月3日，阿波羅在新三板市場的股票轉讓方式由協議轉讓變更為做市轉讓。兩年多以后，阿波羅公告稱，因涉嫌證券市場操縱，證監會決定對阿波羅實際控制人進行立案調查。

    證監會于2020年9月7日發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2015年8月7日至9月30日，新三板市場做市指數從1515.4點跌至1322.15點，跌幅為12.75%。同期，阿波羅股價從20.26元/股漲至30.79元/股，漲幅為51.97%。阿波羅之所以漲勢較好，并非公司本身被市場看好，而是來自包括“當家人”在內的多名人員的違法操縱。

    公開信息顯示，在上述時間段內，邵軍通過其控制的證券賬戶連續買入，主動與做市商成交，大量買賣阿波羅股票，使做市商不斷提高雙向報價中樞，推動成交價格不斷上升，其成交量占同期市場交易量的比率為54.03%。這些交易行為影響了該股交易量，也對其價格走勢產生了重大影響。

    《行政處罰決定書》還認定，邵軍等從2015年9月14日開始，連續8個交易日進行了尾盤操縱。對此，證監會對邵軍處以150萬元的罰款，并對其他案外人亦有相應處罰。

    2015年9月17日，原告上海朱雀投資作為定增意向投資者參加了阿波羅組織召開的定增投融資對接會。通過線上線下多輪談判，2015年11月，原告上海朱雀投資與阿波羅簽訂《股票發行認購協議》，以20元/股的價格，購入阿波羅發行的股份150萬股，共計投資3000萬元。

    就在上海朱雀投資參與定增后，阿波羅股票在2015年10月8日至2018年11月13日兩次停牌。其間，阿波羅試圖“轉戰”A股，但上市申請被證監會受理后，又于2018年8月20日被撤回。與此同時，2017年8月，阿波羅的股票轉讓方式也由做市轉讓變更為協議轉讓。

    幾番操作過后，阿波羅的股價大幅下跌。2018年11月14日，再次復牌后，阿波羅第一個交易日的股票價格跌至2.4元/股。2020年9月17日，即《行政處罰決定書》公告之日，阿波羅股價為5元/股。

    因參與阿波羅定增投資產生巨額虧損，上海朱雀投資起訴阿波羅及前實際控制人邵軍，要求兩被告承擔操縱證券交易市場民事賠償責任，并賠償經濟損失2259.88萬元。

    前實際控制人被判

    賠償投資損失318萬元

    在庭審現場，投資損失與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投資損失應當如何認定，以及阿波羅是否需要承擔共同賠償責任等問題，成為原被告雙方的辯論焦點。

    經審理，上海金融法院認為，上海朱雀投資通過其定增投資與操縱行為高度關聯等具體事實，證明了邵軍操縱市場行為對投資者的誘導是導致原告最終決定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邵軍拉升股價的行為影響了原告參與投資的定價。上海金融法院認定，行為人實施的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行為與其遭受的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成立。

    就投資損失認定方面，法院充分考慮了阿波羅當年的盈利能力、行業前景、管理水平、競爭優勢等情況，并對比參照同行業公司的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最終還原阿波羅合理的股權價值為17.88元/股。

    上海金融法院認定，原告上海朱雀投資的投資差額損失為318萬元，判令被告邵軍承擔賠償責任，阿波羅因并非操縱市場行為人而不承擔共同侵權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