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公募基金行業爆發式增長，管理規模不斷創新高，從16.9萬億元到26.67萬億元，只用了2年的時間，而萬億元級基金公司也達到6家。

    與此同時，不少基金經理的管理規模也實現指數級別增長。截至二季度末，147位基金經理主動權益基金管理規模超百億元，更有基金經理管理規模突破千億元。

    在業內人士看來，海量財富藏富于民，為公募基金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沃土。但是，機遇與挑戰并存。想在資管大潮中乘勢而上，如何管理好更大規模資金成為擺在頭部基金公司面前一道必須解決的難題。

    糧草先行：為大資金管理做好準備

    據瑞銀證券非銀金融分析師曹海峰測算，未來幾年中國公募行業的復合增長率有望達到15%，樂觀情況下可達18%，至2030年公募行業資產管理規模可達88萬億元。

    某基金業資深人士直言，在此背景下，仍遵循過去百億元級別的管理經驗已不合適，基金管理人必須將自身的管理邊界提升到千億元乃至萬億元級別。

    對于頭部基金公司來說，如何管理好更大規模的資金？南方基金副總經理、首席投資官（固定收益）李海鵬給出了關鍵詞：“儲備”。

    李海鵬所強調的儲備有三層含義：一是人才儲備。吸引與留下投研、交易、運保、風控、銷售、中后臺等高質量人才，方能保證資產管理中的每一個環節緊密相扣。二是策略儲備。有效識別不同客戶的風險偏好與收益預期，只有不斷創新與完善更多大容量、差異化的投資策略、產品及全套資產管理方案，方能滿足日益多元的投資者的財富管理需求。三是制度儲備。完備的合規風控制度、規范的投資交易制度等，有效保障了資產管理的紀律性與規范性。只有切實防范流程操作風險、合規道德風險及團隊短板效應，方能讓大型資產管理公司行穩致遠。

    落實到具體的投資管理中，博時基金董事總經理兼權益投研一體化總監曾鵬認為，要從大處著眼，并最終落實到細致深入的研究中。

    首先，需要具備大類資產配置能力。根據宏觀經濟周期走向，對所管理資金進行權益、債券、大宗商品以及貨幣等資產的綜合配置，并對A股、港股甚至海外資產進行綜合配置。

    其次，需要具備行業比較研究能力。無論是針對權益資產，還是債券中的轉債和信用債等品種，都需要具備行業比較研究能力，分辨各個行業所處的生命發展周期，識別行業層面的風險和機會。

    最后，對上市公司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無疑是最重要的。在產業周期的基礎上，如何評判企業的經營周期是確保投資落地的核心環節。

    中歐基金投資總監周蔚文的看法也較為相似。在他看來，投研能力的搭建十分關鍵。“基金公司要聚焦于投研能力的提升，從而滿足大規模資金管理降低換手率的需要。同時，長期的業績考核是必需的配套機制。”

    除此之外，周蔚文還有著更多的思考：一方面，基金公司要做好海量投資者的服務和陪伴，這意味著承擔的角色從之前單一的“制造商”慢慢往前走了一步，疊加了一部分“服務商”的職能。另一方面，逐步搭建ESG投資框架。“ESG將成為現代企業必須具備的發展理念。不僅要將商業向善融入經營理念中，還須積極踐行社會責任，以企業之力更好地助推社會高質量發展。”

    與時俱進：持續優化投研架構

    近幾年，不少績優基金經理的管理規模實現了指數級別增長。天風證券統計發現，截至2019年底，管理規模超100億元的基金經理只有33位；而到了2022年二季度末，管理規模超100億元的基金經理數量已多達147位。

    在基金二季報中，多位明星基金經理談及了管理規模快速增長面臨的問題。“很多優秀基金經理的管理規模都實現了指數級別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基金經理也是普通人，在市場波動的時候，內心也會害怕，也會懷疑，也會彷徨。平時勤勉積累的調研與研究成果是為了使組合在關鍵時刻不‘漏水’，但過度依賴個人的投資與研究來持續戰勝市場，并不是一個長期勝率很高的事情。基金公司整體投研平臺的水平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銀華百億級基金經理李曉星說。

    面對基金管理規模的快速膨脹，頭部基金公司主動對投研架構進行了升級。“2013年，中歐基金從大研究團隊變成多團隊，也就是外部看到的‘事業部制’，當時就是為了解決協作問題。而隨著管理規模的增長，要想較好地解決協作問題，需要加強深度研究。”周蔚文說，“目前我們大投資研究團隊有一百多人，廣度和深度都不一樣了。”

    打通研究平臺后要做的就是繼續強化協作。周蔚文表示，中歐這幾年在內部推行的“4P+1C”就是推進協作。具體來看，“1C”（Culture文化）為基礎，打造“4P”架構（People業內優秀的人才，Philosophy長期價值投資理念，Process具有國際水準的投研流程，Platform高度標準化、透明化的平臺運作）。“事業部解決的是小團隊的協作問題，‘4P+1C’解決的是大團隊的協作問題。”

    “個人能力有邊界，通過科技輔助、團隊合作及大類配置等方式盡可能拓寬資產管理的規模。例如，我們單獨設置資產配置條線，下轄宏觀策略部，聘請資深分析師專注于研究宏觀經濟形勢，提供內參意見以供權益、固收等不同資產類別的基金經理參考，自上而下把握大類資產配置的思路。又例如，我們自主研發智能化數據系統平臺，使投資決策與執行流程更為高效、安全且可持續。”李海鵬表示。

    他山之石：借鑒海外成熟經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海外資管公司經營歷史普遍較久，并經歷了多輪經濟周期的考驗，其成熟的發展經驗值得國內資管機構借鑒學習。

    李海鵬認為：首先，海外資管機構注重投研人才梯隊的建設與激勵。以富達基金為例，注重自主培養基金經理，成立“富達基金經理學院”，強調培養過程中要經歷長時間的考驗，以體會整個經濟周期市場的變化。初級分析師經過平均長達8到9年的培訓、不同行業的研究學習及優秀導師的引領，最終才有可能成為基金經理。同時，富達基金也為愿意長期從事研究工作的員工開辟職業發展道路，鼓勵經驗豐富的分析師專注于研究。

    其次，風險管理與科技創新是貫穿始終的主題。在金融科技與風險管理方面，海外成熟的資產管理公司從未停止過投入。例如，貝萊德不斷增加科技投入，通過收并購等方式擴張科技版圖，并且自主開發“阿拉丁大數據風控系統”，基于海量數據構建金融模型，對金融風險進行評估監測并提供解決方案。

    “海外資管公司在量化研究輔助上有一定的先發優勢。量化研究是指利用算法識別交易模式，判斷市場潛在機會和風險的一種投研手段。美國資管公司普遍采用量化投研工具對主動投資進行輔助，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國內頭部基金公司也開發了相關量化投研工具，相信未來會成為主動投資的良好輔助工具。”在曾鵬看來，金融科技將賦能基金行業。

    從全球領先的資管機構身上，周蔚文學到了兩個關健詞：研究驅動和團隊協作。“海外資管機構在決定買入一家公司的股票前，通常要花3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進行基礎研究，收集數據、理清邏輯、現場調研，并反復討論與論證。同時，當管理規模變大，投資股票數量增多的時候，單個研究員、單個基金經理的研究能力就會遭遇瓶頸。在這種情況下，團隊協作變得至關重要。”

    周蔚文想得很清楚，深度的研究覆蓋是資管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要看得更遠，更有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