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對2017年中國各省份的GDP增速進行梳理，可以發現，“西高東低”的發展趨勢已經形成，包括貴州、西藏、云南、重慶等在內的不少西部省市，穩居GDP增速榜前列，其中，貴州和西藏還成為僅有的2個保持兩位數增長的省份。

    從內因來看，這些地區產業轉型的包袱較小，且以貴州提出大力發展云計算、大數據等產業規劃為代表，西部地區一方面可以實現多項產業轉移的承接，另一方面又能輕裝上陣積極布局戰略新興產業；從歷史和外部因素來看，相較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經濟數據基數相對小，且得到國家政策傾斜，地區經濟仍然行駛在快車道上。

    相對而言，在GDP“平衡木”的另一端，不僅天津增速出現明顯下滑，包括北京、河北、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在內的多個省市，實際上都沒有達到“國家線”。但這種增速下滑應該辨證看待。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部分地區主動調低GDP增速，騰出手來推進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展開各項工作，成為不少地方政府的既定戰略。因此，包括2018年在內的未來數年，成為這些地方由此前的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生死攸關的時間窗口。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市場人士已經認識到，高質量發展遠比高速發展更重要。“唯經濟增速論”的轉變，是一種巨大進步。此前，部分地方政府曾被爆出借著國家政策“振興”的東風，在舊體制和機制之下，卻不停向舊經濟輸血，結果在新常態下，最終變成過剩產能。加上人才流失、資源匱乏、制度板結、大國企包袱沉重等多種問題的壓力，最終成為投資者唯恐避之不及的市場“真空區”。

    只不過，在這種轉變背后，還應該進行配套制度的改革與跟進。在此過程中，差異化的決策安排尤其重要。在中國經濟整體協同發展的大前提下，由于各區域經濟存在巨大差異，只有配備同樣差異化和更具針對性的制度安排，才能更為有效地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有研究人士已經將中國區域經濟大體分為四類：其一，北上廣深等一線地區和城市在內的消費性社會，強調城市的管理和服務、提升城市的品質、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是這類區域面臨的首要課題。

    其二，包括江浙在內的經濟發達地區，對于這些地區而言，提升城市品質、注重科技創新，發展服務經濟，逐漸適應消費社會的的到來是重要導向。

    其三，以中部為代表的欠發達地區，一方面產業上仍需要集聚，承接沿海發達區的的轉移，另一方面也需要結合中部崛起等發展計劃，大力加強區域交通、城市設施等基礎建設，改善整體經濟發展的基礎能力。

    第四類則是包括東北在內的相對落后地區，面對產業再生的難題，不能再走依靠投入巨額資金、上大項目、搞大國企等老路，而是要培育市場體系和市場經濟，并給足時間實現涅槃重生。從這個角度說，以*ST吉恩為代表的東北傳統產能企業的即將退市，不僅對于資本市場是一種進步，而且對于東北區域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也具有重要的牽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