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偉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年會致辭時指出，中國未來幾年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關鍵就是要實施好“一個總要求”、“一條主線”和“三大攻堅戰”，“一個總要求”就是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當前，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高質量發展是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是理解未來中國經濟的關鍵。

    一、充分認識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

    所謂“高質量發展”，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就是能夠全面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就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與以往的傳統型發展相比，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涵集中體現在“兩個轉變”上，就是從總量擴張向結構優化轉變，就是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我國反映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已經或正在發生。一是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二是經濟結構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顯著優化。三是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更加強調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立足點。四是發展動力從要素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科技進步貢獻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明顯提升。未來，我國還將持續不斷地推動高質量發展，在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落實新發展理念上取得更多新進展。道路決定命運。這一高質量發展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必然選擇，是我國經濟進入新時代的必然選擇。

    二、如何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今后三年主要是打好“三大攻堅戰”。一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二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三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未來10年-20年主要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我國發展戰略目標，也是高質量發展的迫切要求，既要有產業支柱，也要有體制支撐，必須構建“四位一體”的產業體系和“三有并存”的經濟體制。所謂“四位一體”，就是要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所謂“三有并存”，就是要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未來，關鍵是統籌推進六大部署：一是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二是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強化基礎研究特別是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建立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三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四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持續推動京津冀協同、長江經濟帶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五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六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進貿易和投資強國建設。

    三、加快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體系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哪一單項政策就能夠實現的，需要諸多政策的統籌協同，未來必須加快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體系。總體上，這一政策體系由改革開放政策、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微觀政策和社會政策構成。

    第一，改革開放政策要實。改革開放政策“實”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寶貴經驗，是未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改革政策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加快國企、財稅、金融等關鍵領域改革。開放政策要加大步伐，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推動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對接進而引領國際經貿規則。要完善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機制，把握好改革試點，調動地方積極性，發揮基層首創和探索精神，使改革開放舉措不斷見到實效。

    第二，宏觀政策要穩。宏觀政策“穩”才有可能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為高質量發展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其中，財政政策在經濟下行時要更積極，必要時應推動減稅降費或增加必要支出，階段性提高赤字率，優化支出結構；在經濟出現過熱苗頭時要適度從緊，適當壓縮一般性支出或非重點支出，保障政府應承擔的支出責任，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增長。貨幣政策要提高政策前瞻性有效性，管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優化信貸結構，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守住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第三，結構性政策要準。結構性政策“準”才能優化資源配置、彌補市場失靈、推進結構再平衡，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產業政策要準確定位產業結構優化方向，推動農業政策從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加快制造強國、數字強國、網絡強國建設，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保持房地產調控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政策導向。區域政策要適當縮小政策單元、分門別類施策，同時重視跨區域、次區域協同，大力培育城市群、城市帶引領的新增長極，推動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區、產業轉移和產城融合示范區建設，推進老工業基地、老工業區更新改造，促進資源型城市、獨立工礦區轉型發展。

    第四，微觀政策要活。微觀政策“活”才能激發市場主體生產和消費的積極性，發揮市場經濟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積極作用。微觀政策要大力營造寬松的營商環境，減少市場準入限制，支持各類企業創新發展；要積極創造企業家成長的良好環境，切實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最大限度調動企業家創業積極性，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加快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要努力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提振消費信心，讓消費者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

    第五，社會政策要托底。社會政策“托底”才能為高質量發展創造穩定和諧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社會政策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加強基本民生保障，把重點放在托底上，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器作用。

    未來，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既要重視科學制定、嚴格落實各項政策，又要抓緊建立健全政策體系內部的協調機制，努力發揮各項政策相互協同“1+1>2”的效果，減少政策之間的不協調不一致。除了構建完善的高質量發展政策體系之外，我國還應當從指標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等方面綜合發力，全面創建和完善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推動我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之路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作者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