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諾貝爾獎投入的關注，在世界上可能數一數二，人們關注自然科學類獎項，是希望看到中國在基礎科學上突破的信息。經濟學獎不像文學獎那樣充滿爭議，也沒有自然科學獎那樣硬核，但人們仍然希望中國在這方面有所斬獲。客觀地講，盡管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經濟學獎仍可能離我們十分遙遠，這個判斷似乎有點令人失望，但并非毫無根據。

    經濟學獎授予對象是那些在基礎理論、分析方法上取得突破的人，從過往情況看，獲獎者有的是把整個微觀經濟理論發展成一個數理體系，有的是發明了GDP核算方法，有的是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拓展到婚姻、生育、教育等領域，有的是建立了博弈行為的最基礎模型。

    這些理論或方法有用嗎？有的非常有用，例如，沒有GDP核算方法，我們的宏觀經濟管理肯定會相當困難；有些理論的作用則非常間接，甚至作用不明，它只是增加了人們對某種經濟現象、人類行為的理解，比如，效率市場假設改善了人們對金融市場的理解，但它能直接拿來指導投資嗎？很難！相對來說，今年得獎的理論似乎不宏大、哲學味兒不足，但可能更接地氣一點，對實際的用處可能反而大一些。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這個特點，恰好是中國經濟學的弱點，中國經濟學領域的力量主要投入到了應用，甚至是直接的政策應用，基礎理論、基礎方法上分配到的資源太少，人們提到“學院派”三個字時還帶有一點貶義，這固然與現今環境有關，但恐怕更多反映了“學以致用”這一文化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經濟學理論大多數都已引進到了中國，給了我們巨大的啟發。有些理論和工具普適性較好，對我們制定政策幫助非常大，也有一些理論產生的環境與我們差異較大，實用性差一些，但不論合不合用，我們似乎更熱衷于“用”，對發明新工具的熱情并不高。所以，針對基本認知突破和基本工具發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可預見時間內難與中國結緣。

    目前國內影響力最大的是孫冶方經濟學獎，其宗旨是“關注中國經濟社會的演進，推動經濟理論的創新……”，但其歷屆得獎作品多側重于分析、解釋一些具體領域的問題，得獎作品也有理論水平，但大多數是經驗歸納層面的理論，而諾獎理論大多不為解決哪國的哪個具體問題，感覺兩者不是一回事。回溯看，孫冶方獎論文著作很多時過境遷后讓人感到陌生，也就是說失去了價值，不像諾獎那樣，不管殿堂后來做得多么漂亮，你總能在墻上找到某年出產的那塊磚。

    讓一切優秀成果為我所用，是應有的態度，也很節省成本，但如果在最基本問題的理解方面，我們也能作一份貢獻，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