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各行各業的商人組成大大小小的行會，聯合起來承受官府“科配”的壓力。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敘事詩《賣炭翁》，對每個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中國人來說，可謂耳熟能詳。詩中講述：兩名宦官僅僅用“半匹紅綃一丈綾”的代價，就強購了賣炭老翁重達千余斤的一車木炭。按當時的物價，宦官們付出的絹布價值只有炭價的幾十分之一，這樣的交易實際上和搶劫區別不大。

    這種行為屬于唐代的一項常見惡政：“宮市”。可以理解為“宮廷采購”。而官府采購則被稱為“科配”。宮市和科配是當時政府獲取民間商品服務的手段，完全談不上公正。

    對于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和工匠來說，商稅其實都不算高，要命的就是碰上科配和宮市，一旦運氣不好，官府看中了你家的產品，商人無權推辭，只有破家供應。

    歸根結底，在于這種政府采購，定價權不在工商業者手中，而是由官宦單方面說了算。古代工商界勢力單薄，遇到這種事只有任其宰割。

    到了宋朝，情況有了改變，因為北宋的城市化比唐朝更進一步，擁有超過10萬戶人口以上的城市比唐朝多五倍。從事工商業的市民階層力量遠遠強于唐朝。各行各業的商人組成大大小小的行會，聯合起來承受官府科配的壓力。

    于是，一次大規模商民抗議運動在北宋立國14年后爆發。公元974年5月，由于官府抓捕在政府采購中不服從的商人，北宋京城的商人聯合發動罷市，關閉了京城所有店鋪。這一舉動逼迫北宋政府開始改變政府采購的規則。

    朝廷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雜買務，原則上宮廷和官府采購都需要經過這個部門，而雜買務的采購定價由各個行會每月三次報上來的物價行情而定，比如說，官府12號要采購一批布帛。價格就按10日的布帛行情來確定。如果是22號要那就按20號的市場行情來確定。

    但是這種制度也有弊病，因為很多商品價格并不那么穩定，某些商品的價格完全是一天一個樣。有可能6月1日報上去的價格，到6月9日已經翻了5倍，而雜買務卻只肯按1日的價格買單。有位姓曹的糧食商人，就因為破產破家也無法供應官府需要的500石糯米而自殺。

    到1073年4月，東京肉行的商人向朝廷上書，希望以后主動每年繳納一筆附加稅“免行錢”，以此換取政府采購能隨行就市進行。很快糧食行業的商人也隨之跟進。

    當時在任的宰相王安石支持這種做法，他認為這樣一方面官府增加了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商人也不用再遭受科配和宮市的騷擾，所以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當然我們知道改革從沒有一蹴而就的好事，在具體執行中官吏往往濫收免行錢，或者收了免行錢還是要強行科配。

    于是圍繞著免行錢到底該不該收，具體該收多少這些問題，宋朝市民和官府不斷博弈，從1073年開始持續了約50年的時間，雖然面對官府仍顯弱勢。但北宋商人至少可以和官府討價還價，相對于唐朝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長此以往，也許可以探索出一條政府與社會對話的良性互動制度出來。

    但北方的入侵打斷了這個過程，隨著宋朝轉向戰時狀態，財政緊張的官府推翻了過去的改革進展，重新實行以官價科配。南宋的商人對于政府采購定價的發言權徹底喪失，可見內政與外交，本來就是相互影響的一體兩面，北宋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此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