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出租房安全隱患硬性消除即可，至于房子大小、租客是否有足夠的居住舒適度，都交給市場解決。

    大城市房租貴，核心城市房租就更貴，“居，大不易”。

    對那些經濟不寬裕卻又離不開或者不愿離開者而言，租住在這樣的城市，生活成本就很高——不惟物質的成本高，精神的成本也高。城里的房子租不起，當然只能往城外搬；城外的房子也變得高不可攀了，本能的反應，就往更遠處搬。

    不想往遠處或者更遠處搬，當然還有變通之法，即一套房兩人、三人、四人合著租；如果合租還嫌貴，兩個人住一間房也能湊合，總歸要比大學宿舍寬松些。租客有需求，房東當然就會想辦法。一套幾室一廳的房子，那個廳就會被隔出來租給人住，大一些的廳或者居室，甚至還能隔出“房中房”。于雙方而言，這應該算是好事吧，在租客個體實現節支（個體隱私也得到適當的照顧）的同時，房東也實現了增收，交易對手達成可貴的雙贏局面。

    合租，當然沒有一個人住一套房的體驗好，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包括個人和社會），這樣的選擇雖然比較無奈，但也有其合理性。老徐就認識好幾個這樣的“租客”，在老家或者小一些的城市里，都建了或買了很不錯的大房子，但許多年來，他們“甘當”合租客，“咬定”北京不肯走。

    香港有一種名曰“劏房”的房子，其實就是“房中房”。原本就是一間很小的房子，為了多招租也好，為了“照顧”特定租客的支付能力也罷，再分成更狹小的兩間房、甚至幾間房。住在這樣的房子里，無論租客還是觀者，當然都不好談什么感受；但身處特定的城市、特定的歷史時期，“劏房”也有其特定的、無可替代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各方“心往一處使”而獲得的一種妥協，為了取得普遍可接受的、暫時的平衡罷了；于是，“劏房”也就有了特定的歷史的意義。

    這樣的平衡，雖然注定是“短暫”的，但具體到這種平衡里，作為個體感受起來，又是異常“穩定”的。要打破這種平衡，騷擾式的外力，幾乎發揮不出作用；爆破式的外力，雖然可能帶來顯著作用，但舊平衡破除之后的新平衡的建立，成本也將是巨大的，支付起來肯定有難度。如此局面，對所有身處其中者而言，未嘗不是一種無奈。這種生存狀態和由此導致的精神狀態，肯定能經常性地觸動人的心弦。

    而心動往往會帶來行動。面對這種無奈，身處其中者除了堅韌地持續忍耐之外，還有別的路徑可選擇。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想有所改變，路徑肯定不止一條。

    歷史上、現實中，從來不乏不甘心者、同情者、欲建功業者的或主動或被動的作為，借了各種各樣的“好時機”、“壞時機”、甚至“理想趨勢”，而大刀闊斧地推動這種無奈下實現的平衡的被打破。如此操作的結果，布局不合理、甚至不人道的“房中房”，當然可能馬上就絕跡，但也毋庸諱言，大動作對相關市場的擾動也很大，租客的租房成本增加，隨后導致生活成本也提高。

    其實，改變或許還有別的比較“柔和”一些的選擇。比如，僅僅對所有出租房屋安全隱患做全面排查和限期治理，并隨之形成相應的制度規范。只要把出租房的安全隱患硬性消除即可，至于房子大小、租客是否有足夠的居住舒適度，都交給市場解決。如果硬性干預，在條件不成熟或者條件已經變化的情況下，雖然能有一時之功，但終究難有長久之效。

    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蘇州市出租房屋居住安全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使用面積超過12平方米的起居室（廳）可以隔為一間居室單獨出租，即業主可以把客廳單獨隔成房間，單獨出租。如此規定，大約也能算作一種適時、適當的妥協——對市場、對房東、對租客、或對別的一些什么。這樣的妥協，也是一種就事論事的智慧：出了一件事，就認真且有針對性地解決這件事，對超前、超范圍的措施，慎之又慎。這樣的態度，在應對復雜環境和形勢時，無疑就比較穩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