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管理的目的

    通脹在投資和宏觀調控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通脹反映和體現了經濟的周期性趨勢?，F代工業經濟社會中生產能力不足造成的供給限制已不存在，導致經濟周期性變化的是需求的不足；即使是供給和需求間的結構性矛盾，最終也會演變成總需求的不足，從而引起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經濟的周期變化中，通脹變化通常是一個經濟周期波動的顯性指標，即價格平穩時間越長，經濟維持平穩發展的時期越長，通脹發生意味著后續經濟波動將增加。顯然，價格管理的目的，除了民生目的外，在宏觀調控中，更為主要的是——為周期管理提供先行性的觀察和映證指標。

    基于經濟周期的視角，通脹上行的直接原因是不可持續的需求持續增加；而需求的增長，通常又來自于政策的刺激，如貨幣信用擴張等，更進一步，政策激勵通常是政治短視的結果，如領導人任期的周期性等。不論背后原因如何，通脹體現經濟周期波動的背后深層次原因，都是需求的變動。沒有需求變動，受供給變化引起的價格波動，在現代生產能力發達、經濟評級平穩運行主要矛盾轉向供需有序對接、協調的當下，在宏觀經濟管理當中需要單獨被挑出。因此，在價格體系跟蹤指標中，西方成熟市場體系有專門剔除供給沖擊的指標——核心通脹率。核心通脹率是指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通脹指標，一般來講，這兩個領域較易受供給因素沖擊而發生波動。因此，西方國家的價格統計體系中，對周期管理更為倚重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脹指標。筆者曾經指出，在消費成為中國經濟穩定“基石”的情況下，核心通脹指標對正確理解中國經濟運行狀態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中國需要盡快推出自己核心通脹指標。為了達到經濟平穩運行的目的，宏調部門需要有更確切的體現經濟整體需求變動趨勢的指標——核心通脹率；對于民生管理，類似于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PCE），或又是更為貼切的指標。

    可見，政府通脹管理的目的，并不是基于此提供民生補貼調整，也不是單純地維持一個合意的價格增長水平，而是維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長期的平穩運行。因此，對于什么樣的價格水準是合意的，是依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而變化的。

    中國當前通脹

    變化的非周期性

    受豬肉價格的影響，中國一般通脹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2019年后持續上漲，體現出了與經濟同期運行穩中偏軟相反的態勢。2019年3月份后，中國CPI持續在2.0上方運行；2019年10月份，更上站上3.1的高位。縱觀2019年中國CPI的變化，2019年6月份前，價格上漲主要有翹尾因素引起，新上漲因素為輔；2019年7月后，新上漲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下半年的新上漲因素主要是豬肉價格的持續上漲，及由此引發的食品價格上漲面擴展（比價效應）。

    可見，中國這一輪的通脹是完全地由豬肉等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是供給沖擊變化的結果。我們知道，食品的需求是穩定的，很少變化（每天都吃3頓飯）。實踐當中，每次食品價格的上漲，無一例外也是供給變化的結果，如2017年“藍耳病”疫情帶來豬肉供應突然吃緊，及當前的非洲“豬瘟”疫情。更進一步的觀察表明，食品領域沖擊使中國價格波動有頻率增加、幅度加大的趨勢。由于中國食品領域分散生產的特征，生產商對現貨價格控制力弱，農產品資本化和期貨化導致金融屬性持續上行，最終必然帶來農產品價格的暴漲暴跌，相信市場對2019年3月、4月時的鮮果價格漲跌歷程還有印象，更早的雞蛋、大蒜等農產品期貨炒作引致的市場價格大起伏，實際上早已屢見不鮮。

    在2014年之前，中國價格波動的季節性現象是很明顯的，豬肉等諸多食品的價格波動季節性特征很明顯，大致是夏季淡、冬季強（因春節、元旦等節日因素影響）。然而，自從2012年開啟的金融過度創新和農產品資本化后，中國價格變化的季節性波動規律越來越不明顯了，2019年4月，本來是消費淡季蘋果等鮮果價格應該相對低點的月份，但在期貨價格推動下，竟然影響了CPI變動的方向。

    回顧2019年中國通貨膨脹的持續上漲過程，顯然是食品價格持續上漲的結果，非食品價格上漲實際上是不斷走低的。可見，當前中國通脹水平的上升，并不是需求放大的結果。進一步分析食品供給變化的結果，除了豬肉外，食品價格上漲，也不是供給不足的結果，2019年二季度時食品中的主要漲價因素是鮮果，這主要是期貨市場投機炒作沖擊的結果。2019年4月，鮮菜價格影響CPI上漲約0.43個百分點；豬肉價格影響CPI上漲約0.31個百分點；2019年5月，鮮果價格影響CPI上漲約0.48個百分點；豬肉價格影響CPI上漲約0.38個百分點；2019年月，鮮果價格影響CPI上漲約0.71個百分點，豬肉價格影響CPI上漲約0.45個百分點。當前對中國CPI有重要影響的豬肉價格，在三季度后才成為重要影響因素，且具有明顯的外生性。

    “滯脹”表象下的

    利率政策前景

    按照經濟增長變動和通脹變化的組合態勢，市場自然會把當前的中國經濟狀態界定為“滯脹”。然而，中國經濟的“滯”是結構調整中減速換擋增質的階段現象，并非真正停滯，而是經濟運行重心變化的結果；對于價格的持續上行，基于筆者上述分析，中國價格的“漲”，更多的是一種統計和民生現象，畢竟肉價貴了，老百姓也是有牢騷的，但根本不是經濟周期現象，不是經濟需求發生趨勢性變化的結果，從價格變動的根源上看，更多的是先前過度市場創新（農產品期貨化）和生豬養殖市場集中化進程中的短期沖擊。

    通脹對宏觀調控最主要的影響是貨幣政策的節奏影響。在當前“去杠桿”成為貨幣政策基調的情況下，主要是對利率政策變動的影響。從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利率是最為重要的周期管理工具。從周期管理的角度，中國當前因價格的結構性上漲引發的“高通脹”，實際上不應該，也不會對利率下行造成阻力。基于經濟和金融形勢的變化，中國的利率下行趨勢不會改變。盡管通脹高企態勢明顯，2019年11月5日，中國貨幣當局還是下調了1年期MLF利率5BP。

    低利率的國際金融環境，為中國未來進一步下調利率打開了空間。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貨幣超級寬松實踐結果，讓全球經濟加速跨入了“負利率”時代，在經歷了2016-2018年期間的利率回升后，各主要經濟體都開啟了利率下行通道。負利率是貨幣超發的結果，貨幣超發是長期積累的過程，短期很難消化，各國實踐看也不想消化。在金融市場上，負利率已成為共識預期！

    對中國經濟而言，中短期的宏觀調控重心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的內容為“三去一降一補”，但各部分并不是平行推進的，政策重點、施政重心要隨著經濟形勢和國際環境等的變化而演變。回顧“供給側改革”進程，顯然“供給側改革”的政策重點經歷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補短板”等三個階段。當前正處在最后的“降成本”，階段，這一階段“降息”是必不可缺的政策選項。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即使中國經濟很快走出“底部徘徊”階段，產業成熟帶來的市場結構調整也將延續較長時間，微觀經營主體仍將面臨較大經營壓力，仍然需要降息以激勵企業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