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機制對社會生活只能進行貨幣形式的計量與約束，無法體現社會的善、惡、真、假、美、丑，無法體現值得為之生活和工作的目的。

    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家陣營中，富蘭克·奈特（1885-1972）以其淵博的學識，以及對經濟學哲人般的思考，而成為最具原創性、最有影響力的杰出社會科學家之一。

    奈特對經濟學理論里程碑式的貢獻是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劃分，以及對企業性質與利潤來源的揭示和論證。除此之外，奈特對經濟學學科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問題，對自由競爭經濟的矛盾和局限，對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與復雜人類動機與社會行為基礎之上的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適用性與局限性，都有著深刻的洞見。這種洞見在《經濟學的真理》這本書中多有體現。對應于理論的“建構”，奈特對經濟學的這種“解構”，在客觀上對“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理論以及無所不包的經濟學學科意識進行了“祛魅”，促使人們對市場經濟、對經濟學學科研究的對象和范式進行多方位的重新思考，對后市經濟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與其他經濟學大師一道，推動型塑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學科形態。

    這種“祛魅”體現在多個層面。

    比如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奈特指出，經濟學研究的僅只是人的“經濟動機”或者說是“物理動機”，這種動機僅只是人們限于“謀生”的最基本需求，遠不是生活的全部。奈特認為人的動機更接近事實的解釋是“為行動而活著”，比如延續個體與種族生命的需要，對生命的熱愛等；人們活著，“為的是實現他們認為值得過的那種生活”，包括情感的、文化的、審美的、道德的動機與社會目的，遠不是物質動機所能夠覆蓋。經濟學把人的理性限定在物質層面，并由此作為衡量人們活動的唯一標尺，這一假設顯然存在著巨大的局限性。

    再比如經濟學研究領域。奈特認為經濟學視野下的市場經濟及其價值度量“把社會生活等同于商業生活”，“在現代工業社會，所有的價值都被簡化成了貨幣度量”，市場機制對社會生活只能進行貨幣形式的計量與約束，無法體現社會的善、惡、真、假、美、丑，無法體現值得為之生活和工作的目的，無法強調經濟文化背后的非技術因素，如政治、心理、智力和宗教因素等，并且通常帶來人們行動的扭曲。而傳統的經濟學研究對此鮮有涉及。

    對于市場機制作用問題，奈特指出了市場的不完美性，以及完全競爭、也即是市場主體之間完全的自由討價還價的不可能性。奈特認為從真正公平角度看，現實中并不存在、實際上也不應該存在所謂的“競爭中性”。完全的自由放任并不可取，競爭至少應該有倫理的底線。

    對經濟學作用與局限的認識也涉及到經濟學與多種科學的關系問題。奈特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涉及到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與純粹反映客觀世界規律的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在規律的認識與運用方面存著諸多問題，這使得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既往的經濟行為，但在預測與改造未來方面的作用有限。而應對預測問題，還需要創造條件，更多考慮與著眼于歷史與現實邏輯，運用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多學科技術工具融合進行解決。

    奈特的上述觀察與對經濟學局限的揭示，本質上也是對資本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的批判和反思，這些思考推動經濟學在重新解構的基礎上拓展其內涵和外延，對諸多的經濟理論分支如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等產生了深刻啟迪，并直接催生了規制經濟學的誕生。同時，奈特對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哲學、管制理論，乃至物理學和生物學等學科領域的關系問題進行的廣泛探索，豐富了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學理論的深度和廣度，并將經濟學方法與應用工具反向推進到政治科學、法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由此，透過學科的廣泛比較，奈特的這些貢獻使得他所開創的“芝加哥經濟學派”與“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imperialism）”聯系在了一起，使人們更增添了對經濟學魅力的新認識，這是經濟學在解構之后的“返魅”。而對經濟學“祛魅”與“返魅”的交織性認識，正是我們對《經濟學的真理》一書最深刻的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