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技術既提升了防控的全流程、多角色、多場景協同效率，也覆蓋了疫情期間大眾的各種在線生活需求。

    魏敏

    全球疫情形勢的復雜變化給外貿型中國企業帶來重大影響，一份“東莞精度表業有限公司”的公告近日在各微信群刷屏。公告稱因最大客戶美國“FOSSIL”取消訂單，公司宣告放假三個月，同時接受全體員工辭職，即辭即走不扣除代通知金。此外，外貿訂單取消，或者外商放棄定金不提貨的新聞開始頻有耳聞。一些中國外貿類上市公司的留言平臺上，已經看到有投資者關注，發問“國外疫情嚴重，外貿公司退單，跨境運輸受到影響，請問對公司是否有影響”。

    對于很多中國外貿企業來說，好不容易扛過了今年一季度的國內疫情第一波沖擊（延期復工、延遲交貨）之后，在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業開始加班加點，復工復產全面展開之際，因為歐美疫情開始蔓延，外貿出口企業的訂單或取消或延遲，又將面臨疫情的第二波次生沖擊。

    面對困局，中國多數外貿型企業開始自救，很多企業及時調整策略，將開拓內需市場、拓展新型消費放在首要的位置。

    這一疫情“倒逼”下的出口轉內銷其實倒不是新鮮事物。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焦點便也是同樣從國外市場轉向國內，的確當時不少出口企業向國內市場轉移的努力也卓有成效。但時過境遷，面對這次威脅更大的新冠疫情，外貿型企業往往面臨多方面挑戰，除了產品或專門針對國外消費者，或缺乏自主品牌，對于國內消費者識別度不夠；稅費差異、知識產權保護不足等不同的國內市場環境，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是外貿型企業自身缺乏現階段接地氣的終端市場接觸渠道與銷售手段，代工企業為代表的大量出口企業一旦失去傳統的經銷商路徑，便難以生存。也就是說，面對疫情帶來的二次沖擊，外貿型出口企業是否、并能在多大程度上轉向國內市場，是理解和評估本次疫情對社會經濟影響的關鍵問題。

    不同于17年前的SARS疫情對中國的考驗，在本次疫情對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當中，各大互聯網平臺所發揮的作用有目共睹，前所未有的數字化技術的“無接觸”效應，既提升了防控的全流程、多角色、多場景協同效率，也覆蓋了疫情期間人們的各種在線生活需求，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有效對沖了疫情防控給百姓生活帶來的影響。

    極端壓力場景下如何“大難不死”，甚至變危為機，同樣是外貿出口型企業思考的問題。其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認識到除了自身努力，還可以借力數字科技平臺來助力自己的內銷轉型。如近日媒體爆出的寧波市政府與拼多多的兩大萬億“平臺”之間的融合，用“寧波優品·云購甬行”系列活動來幫扶企業拓訂單、穩產能、穩就業，以及推動外向型產能轉內需市場等目標。未來一年內吸引超1.5萬家寧波企業參與，覆蓋寧波各優勢產業集群，根據拼多多的預計，可實現外貿轉內需市場訂單超200億元。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相比于中西部地區，寧波等東部地區的市場環境更好，基礎設施更完善，地方政府與企業對于拼多多等數字科技平臺接受度更高，這些客觀條件自然有利于東部地區的出口企業開拓國內市場。而中西部地區相關企業的轉型之路，則更需要其自身與數字科技平臺的關注。不過同樣因為本次疫情，一些互聯網企業、互聯網公益組織等新型社會主體的公益能力和責任意識、參與意識的提升有目共睹，當被社會寄予厚望。

    （作者系同濟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