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本周舉行了2018年最后一次貨幣政策例會。在這次政策例會之前，市場普遍預計美聯儲將再次加息。由于擔心加息將進一步打壓近期不斷下跌的美國股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會前接連“開炮”，試圖通過總統的影響力來干預美聯儲決策。

    就在美聯儲政策例會前一天，特朗普在推特上說：“我希望美聯儲的人在再次犯錯之前，能先讀讀今天《華爾街日報》的社論。不要讓市場流動性變得比現在更差。不要再進行縮表了。感受市場，不要只看無意義的數字。祝他們好運！”

    此前一天，他還發了一條類似推特：“在美元非常強勁、幾乎沒有通脹，外部世界一片混亂的情況下，美聯儲還在考慮再一次加息，這是難以置信的。享受勝利吧！”

    由于今年美聯儲連續加息，特朗普自7月以來就一直公開向美聯儲施壓。并且，資本市場跌得越狠，特朗普施加的壓力就越大。特朗普11月底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甚至說：“我對當初提名鮑威爾的選擇一點都不滿意。”

    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是特朗普上臺后提名的，特朗普理所應當地認為鮑威爾應該聽他的。但事實證明他錯了，即便面臨總統的接連“炮轟”，但美聯儲還是在本周的議息會議上如期加息，這是今年第4次加息，也是2015年12月啟動本輪加息以來的第9次加息。

    11月底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特朗普說，他“或許”后悔提名鮑威爾為美聯儲主席；但當被問及在什么情況下會解雇這位央行行長時，特朗普說“我不會解雇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特朗普到底是不愿解雇鮑威爾還是不能解雇鮑威爾。從國務卿到環保局長，從司法部長到國土安全部長，在特朗普政府高官接連被他解雇之際，鮑威爾卻穩如泰山。即便特朗普再不滿，他也無法解雇他親手任命的美國央行行長。

    究其原因，二戰之后美國的央行制度就是這么設計的，就是為了避免政府威脅央行的獨立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其回憶錄里講過這么一個故事：尼克松總統在白宮會見他時希望他幫助勸說當時的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增加貨幣供應量。但弗里德曼拒絕了，并告誡總統這一做法將引發未來通脹。尼克松回答說，這主要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在1972年大選前確保經濟發展。

    這個故事或許最生動地說明了為什么央行必須獨立于政府，因為政治家總會出于短期考慮來試圖影響貨幣政策，而這種短期獲益的代價是國民經濟長期利益受到損害。

    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成立于1913年，但直到1951年之前都未獲得獨立。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財政部要求美聯儲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幫助政府降低發債融資成本，但美聯儲鑒于當時的經濟形勢卻反其道而行之，以抵消財政開支造成的通脹壓力。

    美聯儲和財政部矛盾公開爆發的結果是“1951年協定”，美聯儲由此正式獨立，總統艾森豪威爾承認美聯儲的獨立貨幣政策決策權，并承認財政部的行為是錯誤的。雖然美聯儲主席由總統提名國會批準，但和最高法院一樣，其權力行使不聽命于任何人。

    不過，獨立的央行就不會犯錯嗎？對此，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就寫道：“凡是賦予少數人如此大權力和如此多的伸縮余地，以致其錯誤能有如此深遠影響的任何制度，都是一個壞制度。”將獨立的不受制約的權力交給由少數精英組成的美聯儲，如何能確保美聯儲不犯錯呢？

    所以，對美聯儲來說，其貨幣政策操作不僅要擺脫政治的影響，還要擺脫個別人的影響。在這方面，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和耶倫實施了系統性的改革，通過公開聯儲調控目標、判斷依據和決策過程，并增加和公眾溝通，來增加市場對貨幣政策的預判能力。

    鮑威爾雖然是特朗普任命的美聯儲主席，但在美聯儲的貨幣決策投票中，鮑威爾也只有一票，并且法學博士出身的鮑威爾這一票如何來投，還得仰仗美聯儲總部200多個經濟學博士的分析結論。

    因此，美聯儲決策的依據不是政治因素或官僚意志，而是經濟數字，簡單來說就是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美聯儲的基本職能是維持充分就業和溫和通脹。目前美國失業率降至1960年代以來最低點，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同時通脹率接近于美聯儲的目標水平2%，因此美聯儲在今年最后一次會議上加息，基本符合市場和經濟學家的普遍預期。

    在總統的直接重壓之下，美聯儲依然做出了沒有令市場意外的決策，這非常關鍵。因為這種明確的可預見性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效用之源。但這并不意味著，全球最大央行的政策決策可以高枕無憂。

    事實上，當下美國經濟金融環境也給美聯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在充分就業情況下，要抑制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應當更快加息；但如果要逐步將通脹率抬升至2%目標值，避免損害經濟復蘇勢頭，則應更緩加息。對于這樣的貨幣政策矛盾，即便目前最頂尖的經濟學家也無法給出合理的建議。獨立、堅守專業主義的美聯儲已然駛入了未知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