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會日前宣布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為下任IMF總裁的提名人選。雖然接下來IMF執董會還要走走與總裁候選人面談以及最后遴選的流程，但由于格奧爾基耶娃是唯一候選人，其履新IMF總裁之職也算是鐵板釘釘，由此，格奧爾基耶娃將成為第一位來自東歐的IMF總裁，也是繼拉加德之后的第二位IMF女總裁。

    其實，論人選所框定的地域，格奧爾基耶娃成為IMF候選人絲毫也不奇怪，因為自成立以來，世界銀行行長與IMF總裁的人選一直在美歐之間保持著長期“默契”，即世行行長由美國提名人選擔任，IMF總裁由歐洲提名人選擔任。不過，格奧爾基耶娃能夠成為IMF總裁的新人選并最終能夠成功出任，又的確有著不同于歷屆候選人且并讓人刮目相看的地方。

    按照IMF長期貫徹的總裁遴選《附則》，“當選總裁在最初任命時必須小于65歲，并且不能在其70歲生日之后繼續擔任總裁”，可是，格奧爾基耶娃今年8月份已經過了自己66歲的生日，依規定無緣IMF總裁之職。然而，IMF理事會卻在9月初批準執行董事會關于取消總裁職位年齡限制的提議并做出了立即生效的決定，格奧爾基耶娃于是得以成功“闖關”。當然，對于這一變革決定，IMF理事會最后給出的解釋是，《附則》修正案使總裁的任命條件與執董會成員和世界銀行一致，即均不受年齡限制。看來，規定是死的，人卻是活的，如果需要，再高的制度欄桿都可以突破與跨越。

    格奧爾基耶娃出生于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在她十幾歲的時候，父親不幸因病去世，童年變故使格奧爾基耶娃從小就變得極為自立，因此，在母親眼中，童年時女兒“過于安靜，經常把自己塞進書本里”。直到考上索菲亞國家與世界經濟大學，格奧爾基耶娃安靜的性格才徹底改變。據悉，本科四年期間，格奧爾基耶娃經常抱著吉他出現在各種聚會上，成為同學們追逐的“粉絲”，而在取得了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學碩士學位后，格奧爾基耶娃又留校攻讀經濟學博士，并先后前往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等進行了自然資源經濟學、環境政策等方面的博士后研究。

    像很多女性一樣，格奧爾基耶娃起初并沒有從政的任何打算，而是只希望自己在學術研究上有所建樹。因此，做完博士后研究后，格奧爾基耶娃就一直以經濟學教授的身份活躍在全球知名大學講臺上。除了在母校長期擔任副教授一職外，格奧爾基耶娃還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哈佛大學以及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不過，由于在環境經濟學方面的突出學術成就，40歲時格奧爾基耶娃被世界銀行看中，之后離開大學講臺，出任世行負責歐洲與中亞事務的環境經濟學家。

    不得不承認世界銀行的確為格奧爾基耶娃打開了活躍于國際舞臺的全新窗口。在環境經濟學家的崗位上歷練了近10年后，50歲時格奧爾吉耶娃升任世行經濟部主任，也正是在這一年，由于出身東歐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且精通英語、俄語與法語，格奧爾基耶娃被派往擔任世行駐俄羅斯的首席代表。當時，雖然俄羅斯已經加入世界銀行12年之久，但俄羅斯向世行提出的貸款申請不是如石牛沉海，就是中途折戟。但是，在隨后格奧爾基耶娃出任世行駐俄羅斯首席代表的三年間，世界銀行共批準了11個貸款項目，除了一項花落中國外，另外全部是協助俄羅斯建立網上學習、國家統計系統的電子化、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投資。

    服務如此地精準且富有成效，無疑讓格奧爾基耶娃贏得了俄羅斯的芳心與擁躉，隨后便順利進入世界銀行高級管理層。金融危機爆發次年，許多國家向世界銀行伸出了求救之手，粥少僧多的情況下，已經出任世行副行長的格奧爾基耶娃頂住壓力，為一些有爭議的地區提供了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發展、農業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投資。據悉，當初格奧爾基耶娃爭取援助的以上項目貸款不僅都已如期如數償還，而且項目收益比世行當時的評估平均高出了17%。

    回過頭去看，格奧爾基耶娃也有過在歐盟內部施展身手的機會。進入世界銀行之后，格奧爾基耶娃同時與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黨團走得很近，甚至還一度加入中右翼的保加利亞歐洲發展公民黨。但是，由于黨內同僚鮑里索夫民意很高，格奧爾基耶娃于是很快自我掐斷了純粹從政之望。不過，機會在她出任世行副行長的第二年再次出現。彼年，保加利亞總理鮑里索夫提名該國外交部長熱列娃出任歐盟委員會人道主義救援與民事保護專員，但她隨后被媒體曝光其夫與俄羅斯黑幫成員過從甚密，鮑里索夫于是不得不改推格奧爾基耶娃，而且格奧爾基耶娃厚實的經濟學專業背景以及豐富的人道主義貸款履歷得到了時任歐委會主席巴羅佐的欣賞與嘉許。

    新的職位給了格奧爾基耶娃又一次彰顯自我價值的機會。上任不久，海地與智利先后發生地震，巴基斯坦出現洪災，格奧爾基耶娃第一時間代表歐盟向災區送去了人道主義救災物資，為歐盟在人道主義事業上獲得了國際社會如潮水般的喝彩聲。格奧爾基耶娃隨后被擢升為歐委會副主席。不僅如此，由于在國際救災事務中表現搶眼，格奧爾基耶娃被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相中，任命她出任聯合國人道主義財政高級別小組成員，負責籌劃全球人道主義峰會。同一年，在格奧爾基耶娃的主導下，歐盟首次成立了針對貧困歐洲兒童的基金會“和平歐洲兒童”。

    的確，圍繞著IMF總裁的人選，歷屆的競奪都很激烈。拉加德今年主動請辭后，為了物色新的人選，歐盟內部也是紛爭四起。擁有加拿大、愛爾蘭與英國三國公民身份的英國央行行長卡內最先被外界看好，但受“脫歐”影響和法國的反對，卡內只能扼腕自嘆；荷蘭前財政大臣戴賽爾·布魯姆也是一個大熱門人物，輿論一度認為其可能獲得德國的鼎力支持，可戴氏因為鋒芒太露，最終讓德國繞道避之。對比之下，格奧爾基耶娃除了自身豐富的經濟學背景以及在世行的工作履歷外，更關鍵的是她能在波譎云詭的歐洲內政力量的糾纏中贏得德國的青睞，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德國甚至歐盟未來在國際事務中的某種價值取向。

    一直是量化寬松支持者的拉加德曾多次對德國的保守財政、貿易等政策提出批評，甚至向德國的財政盈余公開“掃射”，認為德國公共開支不夠；以牙還牙，德國認為拉加德不夠專業（沒有經濟學相關學歷、從未擔任國一國央行行長）、而且職業經歷非常敏感（在尼克松“水門事件”中，她是后來出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共和黨籍議員威廉·科恩的實習生，為其撰寫法語宣傳材料），于是對拉加德出任歐洲央行行長一直添堵設障，甚至推出本國央行行長威特曼與拉加德叫板角逐。如今，格奧爾基耶娃即將走馬上任，拉加德在國際聲量中帶給德國的外部雜音已然全無，而且德國相信格奧爾基耶娃定會對自己展示出特別友好，發出的建議與主張也會更有專業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