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傅蘇穎

    繼央行通過定向降準釋放約7000億元資金支持“債轉股”和小微企業融資之后，6月25日，央行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從貨幣政策、監管考核、內部管理、財稅激勵、優化環境等方面提出23條短期精準發力、長期標本兼治的具體措施，督促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切實降低企業成本，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

    對此，昨日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普遍認為，近期，央行等部門接連發力，支持“債轉股”和小微企業，旨在推進結構性去杠桿和補短板。此次《意見》將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而隨著信貸量的增加，相對來說，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也會得到相應的下降。

    五部門多舉措支持小微企業

    《意見》提出加大貨幣政策支持力度，引導金融機構聚焦單戶授信500萬元及以下小微企業信貸投放。一是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共1500億元，下調支小再貸款利率0.5個百分點。二是完善小微企業金融債券發行管理，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行小微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盤活信貸資源1000億元以上。三是將單戶授信500萬元及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MLF）的合格抵押品范圍。改進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增加小微企業貸款考核權重。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此次《意見》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綜合施策。不但從貨幣政策，還從財政政策上發力，同時從內部管理、優化環境上明確要求。另外還在監管上提出明顯的考核目標，也對企業本身提出了要求，是一個綜合性的措施。

    董希淼認為，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是個世界性的難題，但絕不是無法解決。需要開啟全方位、多渠道的措施來加以緩解。過去單純依賴貨幣政策，寄希望央行提供流動性支持，但其實這只是一個方面，銀行的意愿也是一個問題。因此，需要從考核激勵、財稅來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提出全方位的措施。

    “此次《意見》的下發，一方面可不斷增強銀行服務小微企業的能力，也提高了其意愿。另一方面，不但短期內起到刺激和推動的作用，也有助于建立一個長效機制。”董希淼表示。

    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黃志龍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2014年以來，央行曾經實施過五次定向降準的政策，大多數政策都有益于緩解小微企業、“三農”融資難問題，但是小微企業、“三農”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根本性解決。這主要是因為央行的降準政策，在發揮結構性的作用層面存在天然的弊端，很難真正落實和執行。此次《意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6月24日決定，自2018年7月5日起，下調郵政儲蓄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可釋放資金約2000億元，主要用于支持相關銀行開拓小微企業市場，發放小微企業貸款，進一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對此，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此次通過定向降準釋放的約2000億元資金，這是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務院會議的相關要求，進一步延續前兩次定向降準，來服務小微企業，當前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因此，此次繼續推進定向降準來支持小微企業的發展，隨著信貸量的增加，相對來說，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也會得到相應的下降。

    東方金誠研究發展部副總經理王青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近日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中約2000億元將定向用于支持小微企業信貸。這實際上是對6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運用定向降準等貨幣政策工具，進一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精神的具體落實。當前小微企業已占中國就業崗位的80%左右，可以說支持小微企業就是在彌補民生就業的短板。

    王青表示，長期以來，受制于征信系統不完善、市場體系發展落后等問題，小微企業很難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融資，且近期形勢有所惡化，即去年下半年以來，小微企業信貸增速持續下滑，截至2018年3月末，增速已較上年9月末下行3.5個百分點至14.3%。這也就是今年前兩次普惠、置換式降準均將支持小微企業作為政策目標的主要原因。本次定向降準表明，小微企業政策支持力度正在加大。

    除了貨幣政策支持之外，《意見》還加強貸款成本和貸款投放監測考核，促進企業成本明顯降低。《意見》強調，一是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努力實現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速高于各項貸款同比增速，有貸款余額的戶數高于上年同期水平。二是進一步縮短融資鏈條，清理不必要的“通道”和“過橋”環節，禁止向小微企業貸款收取承諾費、資金管理費，嚴格限制收取財務顧問費、咨詢費。三是改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著力提高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的精準度。

    在大量拓寬多元化融資渠道方面，《意見》提出，支持發展創業投資和天使投資，完善創業投資、天使投資退出機制；持續深化新三板分層、交易制度改革，完善差異化的發行、信息披露等制度。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二是引導小微企業聚焦主業，健全財務制度，守法誠信經營，提升自身信用水平。三是推動建立聯合激勵和懲戒機制，依法依規查處小微企業和金融機構內外勾結、弄虛作假、騙貸騙補等違法違規行為，確保政策真正惠及小微企業。

    董希淼強調，這也是此次《意見》另一個亮點，即不但在間接融資方面提出相關要求，在直接融資方面也提出相應的要求。

    結構性去杠桿告別粗放掃射模式

    央行除了定向降準釋放約2000億元資金之外，央行6月24日還決定，自2018年7月5日起，下調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十二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可釋放資金約5000億元，用于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同時撬動相同規模的社會資金參與。相關銀行要建立臺賬，逐筆詳細記錄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實施情況，按季報送人民銀行等相關部門。金融機構使用降準資金支持“債轉股”和小微企業融資的情況將納入人民銀行宏觀審慎評估。據此，6月24日的定向降準總計釋放資金約7000億元。

    王青認為，本次降準將在7月5日實施，屆時將釋放約7000億元資金，客觀上增加了流動性供給，緩解了資金壓力，有利于改善市場情緒。這將為結構性去杠桿平穩推進，抵御潛在外部沖擊，控制流動性風險起到“預調”作用。

    國泰君安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花長春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此前去杠桿主要依賴總量性工具的金融監管和宏觀審慎措施，結構性工具如“債轉股”運用相對較少。實際上，結構性工具應對結構性去杠桿更為有力，“債轉股”有利于改善相關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而這些企業又多為結構性去杠桿的重點標的。“通過定向降準形成正向激勵，加快‘債轉股’實施，意味著結構性去杠桿告別粗放掃射模式，開啟精準狙擊模式，杠桿去化總體上將邊際放緩，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情況下，貨幣政策邊際趨松是必要的。在現有規章下，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購買轉股公司所發行的金融債，來撬動等量社會資金，實現“定向”到債轉股的目的。

    但是，魯政委也表示，在并表監管要求下，由于商業銀行持有非金融企業股權風險權重高達200%-1250%，由此，相對于轉股的資金壓力，更大的可能是其帶給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壓力。

    另外，魯政委表示，此次央行定向降準也是兼顧緩解社融下降壓力的考量。今年5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僅7608億元，不到4月份15605億元的一半。從結構上看，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票據等非標融資均大幅萎縮，同時債券融資也減少了434億元，與4月份的增加近4000億元形成鮮明反差，特別是民營企業債券違約明顯增多。總體來看，非標融資的持續壓縮已經影響到政策當局鼓勵發展的直接融資。

    更重要的是，魯政委表示，社融通常領先經濟運行約2個季度，當前社融增速的持續放緩意味著未來經濟面臨不可忽視的下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作出邊際調整、進行定向降準是必要和明智的。

    降準進程或尚未結束

    此次降準之后，年內是否有再次降準的可能，也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而昨日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普遍認為，后續降準仍會繼續。

    在魯政委看來，首先，經濟下行勢頭尚未扭轉。非標壓縮尚未結束，社融增長或仍然低迷。此外，貿易摩擦時有反復，也令經濟前景面臨不確定性。其次，釋放長期限資金替換MLF的邏輯依然存在。雖然此次定向降準央行并未再次提及替換到期MLF，不過通過計算可以發現，7月份和8月份將共有7595億MLF到期，而此次定向降準共釋放資金7000億元，二者或許并非巧合。展望未來，9月份和10月份將有7960億元MLF到期，11月份和12月份將有5920億元MLF到期。

    王青也表示，在基礎貨幣創造的外匯占款渠道出現結構性收縮的大背景下，為定向支持小微企業和推動去杠桿，把握好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和結構，年內央行政策力度和節奏會相機微調，或將繼續降準0.5個百分點-1.5個百分點（相當于1次至2次降準）。從整體上看，貨幣政策仍處于穩健中性軌道，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嚴監管、去杠桿的政策方向不會變軌。

    后續的貨幣政策還可能繼續當前邊際小幅寬松的態勢，下半年仍有2次左右的降準空間，但每次降準都會有特定的目標，例如置換MLF、債轉股、小微企業融資等等，或者不排除降準專用于購買棚改債、PPP專項債和地方政府債等特定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