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行長易綱在回答“什么最讓你夜不能寐”時指出，消費者個人隱私保護是極大的挑戰。隱私保護一直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痛點，“極大挑戰”的表態，道出了問題的嚴峻性。

    普華永道一項調查表明，85%的美國人認為網絡安全與隱私風險是當今社會群體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其實，數字經濟普及之前消費者隱私保護問題就非常嚴重，個人信息被泄露、被倒賣及其引起的違法犯罪一度是社會公害。2018年百度創始人李彥宏曾表示，中國人愿意用隱私換取便利，引起一片罵聲。但是，排除其中的價值觀問題，中國人的隱私意識確實不如個人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那么強。

    在我國，發展數字經濟與保護個人隱私，兩者較長時間內沒有齊頭并進，隱私保護有所滯后。如今，到處有各類科技論壇在舉行，卻極少見到有人專門探討數字時代的隱私保護。顯然，喚起民眾隱私保護意識，引起全社會對隱私保護的重視，并非一句空話，而是有現實迫切性。

    各國數字時代的隱私保護進度不一，但建立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體制則是共同方向。以手機APP權限索取為例，歐美主要通過蘋果市場和安卓市場兩大平臺自律監管來完成，秩序相對好一些。但是，國內安卓市場碎片化，各平臺之間陷入激烈競爭，導致隱私保護底線不斷拉低，目前主要靠國家網絡安全通報中心提醒的方式來糾正。有調查顯示，85%的消費者不會選擇對其信息保護存在疑慮的供應商，但如果整體保護水平低，人們只能被迫接受。這大大地降低了消費者的滿意度。

    其實，一些領先的平臺完全可發揮帶頭作用，先行提高標準，以自律方式推動行業隱私保護走向完善。同樣，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在個人信息獲取、保管、使用、銷毀等方面也要樹立高標準，讓消費者產生信任，也為企業的百年基業打下基礎。

    他律主要靠立法。以金融消費為例，若在大量高度隱私信息基礎上利用人性弱點進行誘導性借貸，甚至精準地用于套路貸犯罪，可能導致窮人更難擺脫貧困，甚至陷入絕境。經驗表明，在這類情況下自律基本難起作用。對于哪些信息能搜集哪些信息不能搜集，數據又該如何使用，外部監管應該發揮作用予以界定。

    歐洲2016年《一般數據保護條例》明確了個人擁有信息訪問權、被遺忘權、更正權、可攜帶權等。我國還缺乏一部一般性法律，有關條款分散在《電子商務法》《商業銀行法》等法律之中，且規定過粗，缺乏操作性。這種親企業的方式早期有利于推動行業發展，如今則要有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