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在本輪復蘇中經歷了2016年的企穩和隨后兩年的持續改善，但2018年的經濟運行已觸及短周期頂部。在主要經濟體中，美國經濟復蘇較為穩健，主要源于推動經濟復蘇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了有效切換。但是在減稅效應邊際遞減和美元持續加息的背景下，美國經濟的持續復蘇已經顯露疲態。為此，美聯儲在日前宣布保持基準利率目標區間不變，預計2019年全年不再加息，并于9月停止縮表，這意味著美元本輪的加息周期已臨近尾聲。因此，全球主要經濟體是否會重回“量寬”時代引發廣泛關注。次貸危機以來，從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實踐來看，依靠量化寬松或是債務拉動型的增長模式難以長期持續。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或全面復蘇，最終只能依靠提升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得以實現。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端拉動的合力下，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本輪復蘇保持同步。中國經濟在本輪復蘇中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是：增長動力逐步切換。

    中國經濟在2018年的運行特征是前高后低。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去庫存”、“去產能”效應的逐步消退，以及PPI在2018年下半年以來的快速下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在下半年呈現出快速下行的態勢。在需求端，一是在外貿不確定因素及我國主動擴大進口的趨勢下，凈出口再次成為經濟增長的拖累項，其對2018年全年增長的貢獻率降至-8.6%。二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從而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走低。主要原因是在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背景下，受資管新規和財政整頓的影響，地方政府的融資渠道受到極大限制，但“堵偏門”和“開正門”等涉及地方政府融資的相關政策沒能有效銜接。三是受資管新規及資產價格大幅波動的影響，實體融資遭遇困境。

    雖然2018年經濟的下行壓力逐步凸顯，但并沒有撼動政府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以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為首的三大攻堅戰的決心。經過近兩年的努力，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不斷改善，這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仍在加碼。從前兩個月的數據看，受PPI增速下行和國內需求端偏弱的影響，工業增加值持續回落；在建安投資的帶動下，房地產投資增速有所回升，但房地產銷售再現負增長，為未來房地產投資帶來下行壓力；在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大幅回落等因素的影響下，制造業投資增速快速下行。從積極因素看，受地方專項債加速發行和監管邊際放松的影響，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逐步回升。

    在此背景下，筆者認為2019年的宏觀調控將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將從“去產能、去庫存”轉向“降成本”和“補短板”。“補短板”主要指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的“補短板”力度，穩定2019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將切換至基建投資。其中，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以“補短板”為目標的基建投資需提高投資效率、改善結構，并最終形成實際有效需求，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二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基建投資應重視拉動民間投資增長，從而緩解政府部門的杠桿率過快上升。

    另一方面，貨幣政策會更加突出逆周期調節的作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端的配合。從近些年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逆周期調節的特征非常明顯。2018年經濟運行的正向缺口尚未閉合，以缺口值形式構建的高頻宏觀經濟先行指數，在2018年上半年達到本輪經濟復蘇的頂點，此后逐步回落；但到2018年年末，仍然保持了正向缺口。這意味著經濟運行仍然處于均衡水平或長期趨勢上方，此時對需求端進行刺激，會加大經濟運行的扭曲程度，為此2018年貨幣政策在總體上保持穩健。

    進入2019年，隨著經濟運行的周期性回落，即高頻經濟先行指數的正向缺口逐步閉合，甚至落入負值區間，貨幣政策則會更加靈活。同時，如果經濟運行出現“失速”風險，即經濟先行指數落入-1值以下區間，貨幣政策會推出更大力度的降息和降準。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在近些年的有效切換，確保了經濟的平穩運行，這與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政策的轉換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但中國在需求端發力，其目標不僅僅是為了解決短期的增長問題，更是為了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筆者認為，只有通過制度改革，提高全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加快企業的技術進步，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水平，才能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和高質量的發展。